2013年，深圳市一民警李才坤被判死刑，在面对记者镜头时，他猛得掀起自己的衣服，使写有“喊冤”两字的背心出现在镜头面前。

这两个字很快传遍网络，也把一个沉寂多年的案件重新推到公众面前。很多人一开始关注的是民警身份，后来真正争论的焦点，却落在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上：没有找到尸体，能不能判一个人死刑？

李才坤的这个动作显然不是临时起意。开庭前一周，他已将写有字迹的白背心贴身穿着，那背心似是他无声的注脚，藏于最里层，却又似藏不住内心的种种思绪。为了不被发现，他用省下来的墨汁一点点写字，还特意把笔画写得又粗又大，只等庭审结束后，抓住面对镜头的短暂机会，把自己的诉求直接抛给公众。

视频出现后，舆论迅速升温。一名在职民警竟被判处死刑，且于众人面前高呼冤枉，此等情形，宛如暗夜中的一道强光，格外刺眼，瞬间吸引了大众的目光。随着网友不断追问案情，很多人开始觉得，这起案件似乎没有判决书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事情要从2005年说起。当年，两名从事仿真枪生意的男子突然失踪。家属报警后，警方循两人最后行动轨迹展开调查。调查中，发现他们失联前所拨通的最后一通电话，接收方是彼时于深圳龙岗分局任职的李才坤。

附近监控还拍到，两人当天上了李才坤驾驶的私家车。此后，他们像从城市里凭空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留下新的活动痕迹。没有出行记录，没有消费记录，手机和银行卡也全部停止使用。

警方当时对李才坤进行了询问。他解释道，自己仅在与那两人谈妥生意后便与之分别。至于这两人在分开之后去往何处，他实在是一无所知。因缺乏进一步线索，调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进展停滞不前。时光悄然流逝，这一停滞状态竟持续了漫长的四年之久。

转折发生在2009年。警方抓获一名涉嫌参与多起绑架案的男子，对方在审讯中交代，四年前，他曾和李才坤一起绑架过那两名仿真枪商人，并收取了数十万元赎金。

按照他的说法，拿到钱后，李才坤担心两名被害人报警，便将他们杀害。而后，两人的尸首被妥善装入密封袋中。待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借着夜色的掩护，将其用船载着，抛入了茫茫外海。海面茫茫，尸体一旦沉入深处，几乎不可能再被找到。

警方重新传唤李才坤时，他起初仍然拒绝承认。直到同伙把作案时间、行走路线、勒索金额，甚至两名被害人当时穿的衣服都交代出来，他才作出有罪供述。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他供述中的不少细节，和同伙说法基本吻合。

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李才坤突然彻底翻供。他称此前的有罪供述是遭到刑讯逼供后被迫编造的，自己没有参与绑架和杀人，也只和那两名男子见过一次，谈不上熟悉，更不存在共同作案。

到了法庭上，他依旧坚持无罪。尽管辩护律师提出了罪轻辩护的策略，他却不为所动，坚决不接受这一方案，执意要求律师始终秉持无罪辩护的立场。整个庭审过程中，他始终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一审法院没有因为尸体缺失就否定案件事实。法院认为，同案人员供述、李才坤此前的有罪供述、两名男子失踪前的行动轨迹，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绑架并杀人的犯罪事实。

据此，法院以绑架杀人罪判处李才坤死刑，立即执行。

争议也从这里真正爆发。支持改判的人认为，人命关天，尸体始终没有找到，最核心的物证缺失，仅凭口供和间接证据判处死刑，风险实在太大。秉持疑罪从无之准则，若关键环节未能排除合理怀疑，便不应草率将案件导向死刑判决，需审慎权衡，确保司法公正严谨。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李才坤当了十几年基层民警，熟悉办案程序，也知道公众最容易被什么细节打动。预先备好“喊冤”背心，于镜头前择机骤展，此等行径或许并非仅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实则是一场处心积虑、筹谋已久的舆论反击。

重审阶段，李才坤依旧坚称无罪。在此期间，他呈上了若干自认为可佐证自身清白的全新材料，展现出对洗脱罪名的坚定信念。不过，这些材料经过审查后，没有被法院采纳。综合全案证据和案件的客观情况，法院最终改判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限制减刑。

判决落地后，网络上的争论并没有立即结束。有人把改判理解为法院承认案件存在重大疑点，认为李才坤的喊冤并非毫无根据；也有人认为，这个结果恰好体现了司法对两方面的平衡：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就不能轻易放过；核心物证缺失，又不能忽视误判死刑的风险。

直到今天，那段掀起衣服、露出“喊冤”二字的视频仍会被反复翻出。它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民警的个人辩解，也是一道摆在司法面前的难题：当口供、证人和行动轨迹彼此吻合，却始终缺少尸体这
样的关键物证时，法律该怎样在惩罚犯罪与保护生命之间作出最慎重的选择？

说到底，身份不是定罪的依据，喊冤也不是翻案的证据，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只有每一项证据都能被反复推敲的判决。判决可以有争议，但生命不能靠猜。


信源：青岛新闻网——深圳原警察设局毙匪判死缓 当庭露写喊冤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