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听见世界丨法兰西共和历八年霜月二十四日（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向国民介绍共和八年新宪法时宣布：“大革命结束了。”将近两百年后，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在他的一本书里袭用了这句名言，用来清算法国学院派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革命史。正如拿破仑那句名言给历史留下的疑问（“拿破仑拯救了革命，还是绞杀了革命？”），傅勒1978年发表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也未能避免这种疑问的笼罩，当然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修正主义史学的幽灵闯进了大革命的故乡。
一根据保罗·利科的一个说法，法国史学完成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的融合是以马鲁所著《论历史认识》（1954）一书为标志的。此后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缓变期，理论上不定型，但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历史著作。傅勒的起点处于这一时期，主要涉及一个特殊领域：革命史。在这个领域里，由于他那种触犯“家规”的角色，他的史家生涯后来几乎是论战的一生。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几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英美学派扰乱了巴黎大学革命史讲座的宁静；60年代中期，与布罗代尔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拉布鲁斯领导的经社史集体研究班子“树倒猢狲散”；70年代初，革命史权威索布尔及其弟子向傅勒发难；再后来是1982年以后相对平静但苦涩的论争，即如何纪念法国大革命。总之，论战持续了二十五年。直到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祭的盛大庆典气氛里，疑问最终被廓清。
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傅勒代表的“修正主义”史学观点在法国占了上风；“我胜了”，傅勒在一篇访谈中这么说。另一件是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三卷本法国史巨著《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问世；其间还穿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插曲：“旺岱史案”重又成为学界论争的焦点。傅勒后来在一篇谈话中指出：旺岱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军事“恐怖”和大屠杀；革命恐怖“以公安、改造人、暴力不可避免为理由来建立新秩序。如果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和社会之间不允许有半点空间的体制，那么，可以说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已经具有前极权主义的特征”。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如此明确被指涉与专制政体的当代形式有关，这个结论显然超出历史理解的一般模式。在历史的因果链上，傅勒第一次将阿隆所说的“客体的消失”倒过来：消失的客体以另一种形式返回。它是经验论的，被投注于现实。并非往事以回溯的或然性外观达于我们的当代史，而是某种政治救世主义复活了往事。
傅勒在学术上“扭转乾坤”主要是将概念史批判理论引入大革命史学领域，提出将法国革命事件开创的“民主文化”同革命者的行动方式分开来的解读法。这一学术流变在1989年获得承认。它所牵动的人事和创痛，可以用当今在世的雅各宾史学泰斗沃维尔多少有点苦涩的心情来形容：“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史学论争中，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修正主义’胜了‘古典的’或‘雅各宾派的’革命事件史。在法国，这个主题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联手打造出来的：电视把弗朗索瓦·傅勒封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沃氏的忿詈之词许是大师一时失态，但纵观三十年来法国学界的革命史论争，那种刀光剑影的雄辩给人的印象，似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还处在1789年的议会大厅里，所不同的是协和广场上（大革命时期称为“革命广场”）已看不到断头台黑魆魆的影子了。
诚如傅勒所言，在战后的法国，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大革命的参照已经从法国政治中消失，围绕17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的政治利害关系，尽管这份遗产仍在主导着未来的表现。既然历史论争已经超越了政治现实，那么雅各宾派史学家们的失落感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傅勒曾指出，法国的学术机构里“法国大革命还在执政”。对于这派人来说，1989年仿佛是史学界的一次“热月事变”。他们本来要庆祝一种历史叙事，结果这种历史叙事被颠覆了，就像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的形象突然间破碎了一样，雅各宾派的纪念性史学失去了它往日那种迷人的魅力。 1989 年的学术转向，可以用傅勒的一句话来说明：“每每在这个日期上（热月九日）雅各宾派史学家总感到笔头有一种奇怪的心灰意冷，怎么也不能释怀。其实是大革命终结了。”
二傅勒大概不属于那种他称之为有闲情“把玩学问”的书斋学者。他也不同于萨特年代那种对历史进程中的即时性事物有偏执历史感的“介入知识分子”。他更接近雷蒙·阿隆那类对历史表象保持警惕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史学家生涯一开始就充满了论战。出于文学兴趣，他从事专业史研究的同时，一直兼任《新观察家》杂志书评栏主笔；而且他的历史撰述与当代问题的论争紧密相关，这也说明为何他的每一部主要著作问世总要引起一场论战：1965年其《革命史》遭到共产党史学家的批判；1978年其史学论著《思考法国大革命》被斥为一个对大革命感到“幻灭”的人的“情感自白”；1994年《一个幻想的往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出版，再次迫使他面对左派知识分子的责难。
在当代生活中，这种个人的特殊经历难免有造就一个“学术明星”的效应，而多少掩盖了一个研究问题的人带来的变化。傅勒出生于巴黎一个不再恪守天主教传统的共和派资产者家庭；他的祖父是个德雷孚斯派人士，外祖父是共和派参议员，他有一个舅舅是社会党籍国民议员；家族背景对年轻人政治取向的影响，在法国似乎成为由来已久的风俗。傅勒对基佐的名言“我乃1789年激情培养的一代”抱有同感，甚至其历史撰述中对教会问题的某种轻视，譬如他认为“非基督教化”只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短暂现象，大概来自法国历史中这种相对晚近的家族传统。傅勒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后转修法学；后来的择业方向一度犹豫于文学、哲学和历史学之间。他最终的个人抉择似乎与一场疾病有关。1950年傅勒患结核病中辍学业，此后数年时光大多在阿尔卑斯山中的疗养院度过。这种疾病的胁迫似乎成了个人命运中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四年养病和读闲书的时光使一个游移于文学梦的青年在山中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在此期间他必涉猎了一个重大课题：革命史。
在大病初愈的1954年，傅勒考取历史教师资格。这使得一个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学术机构里获得了一张研究的通行证。50年代末，傅勒在巴黎大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与沃维尔同为拉布鲁斯的弟子。大概是厌倦了学院派的通史写作风格（他婉转地讥为“博学”写作），或者是没有耐心在老师的戒尺下过学生的刻板生活，傅勒不久就放弃了博士论文。60年代，已经发表一部18世纪巴黎社会史著作的傅勒有幸成为被布罗代尔网罗到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一批才子之一，从此开始了一个大革命史学家的成长道路。70年代，傅勒成为该院高级研究员和教授，并一度出任院长。此后的经历是一个国际学者的声望：1985年获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并成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90年以其历史学撰述获法国托克维尔终身成就奖；1996年获欧洲社会科学奖，同年获德国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1997年3月20日傅勒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但未及学士院为其举行接纳仪式，这位为革命史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学者于四个月后（7月20日）在巴黎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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