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序言丨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出了问题。一方面，经济学教育培养的精英，有时会出现迷信经济学的倾向，进而用脱胎于外国实践的经济理论、制度、惯例僵化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经济从业者发现经济学不能精准地指导实践，精通理论不如精通人性，有时会转用本土文化的人情世故开展工作。这两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且对“经济学”的不同理解已经在经济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引发了遍布经济体系的大小角力，阻碍了经济的顺畅运行。
追根溯源、探求本质是弥合思想分歧的最好办法。因此，回溯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起源的欧洲近代，就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展了大转型——“世界近代经济史译丛”相关工作。世界上最早的近代化，一般被认为发生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西部，尤其是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相对而言，中国的近代化开始时间较晚、过程更为曲折。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率先近代化的西方，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以受害者思维加以批判等阶段，最终有选择地接纳了西方成果，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大体而言，我们对西方科学采取全方位学习的态度，对社会规范则更坚持传统。然而，这种简单的二分态度，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经济”恰恰兼具科学和社会规范的特点。一方面，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具有实证性、逻辑性、规律性等科学的关键特征；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之中的经济活动又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直觉、权威、观点等影响，与自然科学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制度、惯例需要更细致地甄别，既不能拒绝学习，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要充分了解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用当代中国的视角深入研究它们形成的历史。
在此过程中，世界近代文献可能比当代研究更具参考价值。以往，我们对世界近代经济史持有两种极具影响力的态度。第一，将欧洲经济史视作“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来源，强调其规律性、必然性；第二，将世界经济史放在国家、民族、宗教、文化、资源禀赋、政治制度等与“社会”关系更为密切的视角下，强调经济与这些概念的紧密联系。前者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历经无数经济学者，在两百余年里推动经济学更严密地纳入科学范畴。后者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分别强调了法律和产权制度、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针对这两个方向，我们需要从世界近代文献中探究两个问题。第一，西方经济近代化的史实进程，究竟哪些是偶然因素导致，哪些又具有必然逻辑？这事关如何客观对待西方经济制度及如何立足国情优化发展自己的经济制度。第二，当代西方学者对自身近代化的经验总结，究竟哪些是可供借鉴的“法宝”，哪些又是夹带意识形态的“私货”？这事关我们正确看待西方经济领先的原因，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首先，西方近代构建经济制度的过程并非必然，而是由诸多偶然因素促成。数十年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在欧洲近代化“大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近代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明清以降，西方在海洋上对中国步步紧逼，最终于1840年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此后中国所见的西方人，几乎都是贸易商、金融家和军人。对具有长久大一统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形象曾被视作西方政府、社会与文明的全部。事实上，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其国内均存在激烈博弈的两派力量：一派依赖跨国贸易与金融运作，偏向国际主义；另一派则依托大规模生产体系，倾向孤立主义。这两派斗争的历史记录，使诸多偶然因素得以具象化。如果西方在近代化进程中构建的制度体系并非完全必然，而是部分由偶然因素促成，那么建立于其上的现代经济制度，便不全是真理或定律。后发国家以己为主、实事求是的做法，在效果上将远胜过因循惯例、盲目追随。本丛书之一《源远流长：英格兰银行史（1694—2013）》的作者戴维·凯纳斯顿（David Kynaston）对相关历史的记述，可以让我们观察到近代中央银行制度建立过程中两派博弈的情况。本丛书还计划引入学者对工业革命、伦敦金融城的研究，以便我们了解西欧近代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偶然和必然。
其次，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大规模生产能力的重要性被低估，前述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等因素的作用则被过分强调。在清末民国时期，全球扩张的西方贸易商、金融家在中国推广了一套当时更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并助力培养了一批适应与继承这套制度的中国人。客观而言，这对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这套扩张体系之外，英国当时独霸世界的核心动力，更多源于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度与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形成。后者使其物美价廉的商品得以批量产出，也是英国区别于此前奉行掠夺式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根本。有学者指出，被动纳入西方贸易与金融体系的国家，往往发展速度相对落后甚至停滞；主动依托比较优势构建工厂制度与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更易取得良好发展成效；取得生产能力优势的国家，又可用贸易和金融放大这种优势。从拉美、非洲等地的例子来看，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等似乎是良好发展成效的先决条件。但东亚的崛起又能把这些先决条件逐一推翻。本丛书之一《英德贸易战（1875—1914）》的作者罗斯·J.S.霍夫曼（Ross J. S. Hoffman）对相关历史的记述，可以让我们观察到经济竞争泛化到民族、政治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问题。本丛书还计划引入学者对英国近代工厂制度、对东亚近代生产和贸易的研究，以便我们了解以往较被忽视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大生产的重要意义，了解东亚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优势。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表述具有争议性。但本丛书的目的并非得出结论，而是引发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事实上，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个人的意识、立场乃至尚处模糊状态的所看、所学、所想，都会对研究和观点产生影响。如果仅仅引入和学习理论化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会让一些人误将建立在大量假设和置信区间下的理论视为不可挑战的真理，也可能误将暗藏偶然和利益的惯例视为不可推翻的定律。
当一个聪明人和邻居争先寻找宝藏时，哪怕邻居已经借给他附带导航功能的精良汽车，他也会优先参考从旧纸堆里翻找出的泛黄地图。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学”、更优先地发展自己的经济时，对世界近代经济史追根溯源的研究也更能帮助我们接近答案。
孟郁聪
2025年7月于北京金融街丰侨公寓
历史高考结束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