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前言丨簡帛學，是指以用作書寫材料的竹木簡牘和縑帛以及以此爲載體的文字（包括與之相關的圖畫）内容爲研究對象的學科。“簡帛”連用成詞并以之指代書籍，最早似見于東漢末年王粲《酒賦》：“遺大耻于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後又見于東晉王嘉《拾遺記》：“書契之作，肇迹軒史。……歷商、周之世，又經嬴、漢，簡帛焚裂，遺墳殘泯。”然先秦、兩漢時期，“竹帛”一詞更爲常見，如《墨子•明鬼下》：“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故先王之書，聖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韓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史記·孝文本紀》：“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竹帛”與“簡帛”雖僅一字之差，却體現了詞義由自然屬性向文化屬性的過渡。晚近以來，“簡帛”一詞更爲通行，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語，爲其音節諧適，易于口記，不煩記載也。”故斯學名“簡帛學”，良有以也。“簡帛”或“竹帛”，自然是指竹木和縑帛兩類書寫材料。學術界一般用“簡牘”一詞來概括以竹木材質修治而成的形制和用法各異的書寫載體。一般來説，簡爲狹長的、書寫一行文字的載體，在漢簡中稱之爲“札”。在使用的時候，一般是多枚簡編聯成册，可以記録較長的文字内容。牘，《説文》訓爲“書版也”，是較寬的、可以書寫多行文字的載體。較寬的木牘，一般單獨使用。漢簡中又將書寫兩行文字的、較窄的木牘稱爲“兩行”，往往編聯爲具有特定行政用途的册書，或與單行簡（札）混編。此外尚有觚、檄、檢、楬等形制、用途各異的簡牘材料。戰國簡形制相對單一，秦漢文書簡牘不同形制在行政運作過程中往往具有特别功用。簡牘取材，一般因地制宜。南方多竹，故以竹簡爲主；西北地區乾旱無竹，則基本使用木簡。用爲書寫材料的縑帛，當是從現成的帛匹上裁剪下來的。子彈庫楚帛書的幅寬約爲46厘米，正好合戰國的二尺。《儀禮·士喪禮》：“亡則以緇，長半幅，?末，長終幅，廣三寸。”鄭玄注：“半幅一尺，終幅二尺。”故楚帛書的幅寬係當時的“終幅”，而上引《墨子》文“一尺之帛”自然是半幅的寬度。漢代布帛標準幅寬爲二尺二寸，《儀禮·鄉射禮》：“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鄭玄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引周代“九府圜法”謂“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反映的亦當是漢代制度。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所獲一件帛書上記載：“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流沙墜簡》“器物類”五十五）證明典籍所記不誤。馬王堆漢墓帛書整幅帛寬48～50厘米，半幅帛寬24厘米左右，亦與上述記載基本吻合。由此可見，先秦、兩漢時期恐未必有專門生産特定規格的縑帛用于書寫的情形。雖然“簡帛”“竹帛”連言成詞，但二者作爲書寫載體在性質上還是有較大不同的。把天然竹材或木材修治成簡牘，其目的和作用衹是用于書寫，也就是説竹木簡牘本身衹是單純的書寫載體，并没有其他的用途。而縑帛最初被生産出來，并非是爲書寫用的。與甲骨、吉金等材料一樣，縑帛本身即有其功用性，用作書寫載體衹是其附帶和次要功能。又由于縑帛較之竹木簡牘獲取不易，且價格昂貴，一直都不是行用廣泛的書寫材料。揚雄《答劉歆書》：“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由此亦可見，作爲書寫載體的“油素”携帶方便，是臨時、便宜的書寫材料，但正式書寫還是在竹木簡牘即“槧”上進行。從典籍記載來看，縑帛用于書寫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時期，更早的情形則難以質言。先秦時期帛書實物完整的衹有子彈庫楚帛書一件，兩漢時期大宗帛書材料也僅有馬王堆漢墓帛書一批而已。子彈庫楚帛書帶有圖畫，馬王堆帛書中也有很多是帶有圖畫的數術類文獻，這些文獻的文字部分在版式上亦往往有特殊安排，以縑帛爲載體自有其便利之處。總體來説，縑帛與竹木簡牘相比，行用范圍不廣，且多用于圖文混排的特殊文獻。在中國有文字以來的歷史長河中，紙張出現之前，簡牘是最主要的書寫載體。戰國以前的簡牘實物雖尚未有發現，但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册”字寫作形，正是用編繩將簡編聯在一起的册書形狀。從目前出土的材料來看，中國的簡牘時代從商代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此後的魏晉時期爲簡、紙并用時代，南北朝以後則爲紙張時代。歷史上簡牘材料的出土和研究，屢次成爲影響學術史走向的重要事件。西漢景帝末年，在山東曲阜孔子故宅墻壁中出土了一批以先秦文字抄寫的典籍，時人稱之爲古文經。孔安國等學者對孔壁古文經進行了整理和研究，形成與伏生等人所傳今文經相争勝的局面。今古文經之争，從西漢一直持續到晚清，成爲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條主綫。西晉太康二年，汲郡人名不準者盗掘魏王墓，得到竹書數十車，這就是有名的汲冢竹書。《晉書•束皙傳》：“其《紀年》十三篇……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竹書紀年》所記史事與傳世史書多有歧異，可據此窺見不同的歷史叙事系統，給傳統史學觀念帶來不小的衝擊。時間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匯的節點，舊的社會制度與學術思想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已千瘡百孔、危如累卵。中國學術的現代化正經歷着分娩前的陣痛，而世紀之交發現的殷墟甲骨文、西陲漢晉木簡以及敦煌文書，成爲現代學術的催産針。1925年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與“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内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册”并稱爲引發“新學問”的四大發現。可見王氏已敏鋭地意識到，對西陲漢晉簡牘的研究必然會發展成爲一門新興學科——簡牘學。二十世紀中葉直至今天，簡帛材料的發現又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特别是近三十年來以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等爲代表的戰國典籍類竹簡的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古典學的面貌，一些聚訟千年的學術史謎案——如晚出古文《尚書》的真僞問題等，藉由新材料的公布得到徹底解决。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也因包括簡帛材料在内的出土文獻的發現與研究，焕發出勃勃的生機與活力。簡帛學歷經百年發展，研究論著汗牛充棟，搜求匪易，歧見紛呈亦常令初學者目迷五色，難以抉擇。對已有成果進行恰當整合，自然迫在眉睫。如能在來時的路上竪立一些可供辨别方向的路標，庶幾可爲後來人提供些許便利。故而在本世紀初的時候，著名簡帛學者胡平生先生即倡議編纂《簡帛學大辭典》，并得到上海辭書出版社領導的積極響應。2012年，當時已受聘爲吉林大學客座教授的胡平生先生，鄭重其事地將《簡帛學大辭典》的編纂任務托付于我。我當時雖感自身知識儲備與組織能力不足以荷此重任，但長者所命，實在難以推辭，只好勉力應承下來。2014年即以此爲題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并獲得立項資助，《簡帛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由此正式啟動。爲了最大程度地保證辭典編纂質量，我們所約請的辭條撰寫人，均爲相關研究領域學有專精的青年俊彦。這裏恕不能一一列名，讀者只要看一下辭條下的署名自可知言非虚妄。在此後的近十年時間裏，六十餘位辭條作者，不圖名利，默默耕耘，終于在2023年完成辭典初稿。同年11月，在長沙嶽麓書院召開了評稿定稿會，與會專家有吴振武、胡平生、張德芳、陳松長、劉紹剛、李鄂權、陳偉武、李守奎、楊振紅、孟蓬生、李天虹、徐在國、陳劍、鄔文玲，專家們對初稿中存在的問題一一指出，爲書稿的後續增補、修訂工作指明了方向。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副總裁秦志華先生一直關心辭典的編纂工作，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總編輯張敏女士，編輯趙航先生、楊麗萍女士等，爲辭典編輯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友生張海波、許子瀟、顧王樂、賈旭東、朱光宇、于夢欣、焦恒博、王向前、李昭陽、王月妍、翟静雯、劉新全、朱玉寒、高峻巍、李中豪等亦出力不少，這裏一并表示衷心感謝！《簡帛學大辭典》自啟動編纂，到目前即將付梓，倏忽已十二載光陰。我承乏總攝其事，常感腹笥空虚、力不從心。雖在所有辭條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學界師友的扶掖與幫助下，踉蹌跑到了這場學術馬拉松的終點，然内心深知尚有諸多遺憾與不足，所謂“終點”亦何嘗不是“中點”。因念所餘有涯之生，或可鼓努爲力，拾遺補苴，庶幾稍贖前愆。嗚呼，勉之勉之！切望博雅君子糾謬指瑕，多多賜教，是所至盼！
丙午仲春于長春寓所
考古历史高考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