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欺骗”鲁迅的冯雪峰交代材料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

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

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

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

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

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长鑫科技上市历史上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