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军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只得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

张际鹏先后三次向台湾申请入境，结果都被退了回来。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他和长沙起义有牵连，立场不明，不值得信任。

这件事，他始终觉得冤。程潜、陈明仁等人通电起义时，他并没有在通电上签名，只是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观望了两天，最后带着家眷连夜南逃。可在两边看来，这种“晚了一步”的选择，反倒成了最难洗清的疑点。

共产党把他列为反动军官，国民党又认为他不够可靠。一个曾经手握重兵的人，就这样被夹在中间，进退都没有位置。

走投无路之下，他从墙缝里取出半页发黄的信笺，写信给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

两人是湖南同乡，也是黄埔旧识。抗战时，袁守谦曾任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张际鹏还是师长时，袁守谦帮他争过弹药，也替他保过番号。那时候，两人睡过同一张硬板床，喝过同一壶酒。

如今，张际鹏只能把全家的希望，押在这段旧交情上。

信写得很短，大意是自己避居香港半年，钱粮已经耗尽，妻儿几乎无法活下去，希望袁守谦替他向上面说情，准许他赴台自证清白。落款处，他写下“弟际鹏泣叩”。

信寄出以后，他每天都到油麻地邮局附近等消息。

邮差是个广东老汉，见他天天站在街对面那棵榕树下，便劝他说：“张生，有信我会叫你，不用日日来啦。”张际鹏只是笑笑，依旧站在那里。榕树的影子从西边挪到东边，邮差收工了，他才拖着脚步回到阁楼。

那段日子，等信比等饭更折磨人。

家里的稀粥反复掺水，大女儿悄悄去茶楼端盘子，回来把挣来的港币塞进父亲手里，红着眼说：“爹，你别再去码头扛包了。”

可张际鹏还是去了。

码头上腥味刺鼻，一袋货足有一百二十斤。他咬牙把麻袋扛上肩，身后有人小声议论：“听讲呢个以前系国民党将军喔。”他没有回头，只把汗水抹了一把。汗流进眼睛里，咸得发疼。

干了几天，工头发现他识字会算，又把他介绍到仓库清点货物。张际鹏没有提自己读过黄埔，只说在乡下念过几年私塾。后来仓库老板查出了他的来历，不但没有声张，还每月多给他几块钱。

那位老板是上海人，喜欢谈抗战。有一次说起中条山战斗，张际鹏顺口接了几句，老板立刻听出他不是普通人。两人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把话说透。

码头、仓库之外，张际鹏还替五金店记账，冬天在街边摆摊修皮鞋。中将的手指磨出了厚茧，胸前暗袋里的黄埔一期毕业徽章，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身边。

一个月后，台湾方面仍没有批文，却有个穿西装的商人找到他，递来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三百美元，还有袁守谦写的一张纸条：“介公犹疑长沙事，暂勿动。先顾家小。”

张际鹏捏着纸条，站在九龙嘈杂的街边，忽然想起26年前黄埔岛上，袁守谦把最后半块饼掰给他吃的情景。

这笔钱救不了他的前途，却救了全家一段日子。有些情分，隔了半辈子，隔着一条海峡，居然还没有凉透。

但袁守谦能做的，也只有这些。那时他已经身居国防部次长，台湾内部审查严格，替一个“脱队将领”说话，稍有不慎就可能把自己也卷进去。

张际鹏后来又写过两封信。一封说孩子们近来的情况，另一封只写“弟尚在港候命”。前一封有回音，后一封却石沉大海。他没有再催，只是每周去一次邮局，站在榕树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这一等，就是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

1951年春节，阿秀用攒下的布头给孩子们缝了新褂子。张际鹏去肉铺赊了半斤猪肉，剁碎后混进菜里。窗外鞭炮声一阵接一阵，小儿子忽然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他的筷子停了一下，只说：“很快。”

这句话，他说给孩子听，也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1953年秋，仓库老板要回上海，临走前塞给他两百港币和一张写着“珍重”的字条。张际鹏一个人坐在仓库里直到天黑。他明白，好人可以帮你渡过一段难关，却不能替你走完一生。

转机终于在1955年初春出现。台湾方面突然来电，通知他的入境许可获准通过。

张际鹏没有追问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没有问袁守谦为此费了多少力气。能走，就已经够了。
1955年6月，他带着妻儿登船赴台。五年前住过的阁楼、走过的码头、那棵见证过无数次等待的榕树，都被留在了香港。

轮船离岸时，小儿子仰头问：“爸爸，台湾有榕树吗？”

张际鹏回答：“有的，哪里都有榕树。”

基隆港晨雾中，袁守谦亲自站在栈桥上等他。多年未见，两人没有寒暄，只是紧紧握手。袁守谦拍了拍他肩膀，低声说：“来了就好。”

到台湾后，张际鹏没有再任实职，只被核定为退役少将，领取一份勉强够温饱的退休俸。1970年初冬，他在睡梦中去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