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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蔡和森跟岳麓书院怎么扯上的？这里绕不开一个人：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

1915年秋，蔡和森在老师杨昌济的建议下，从河东城外妙高峰下的湖南第一师范，转学去河西的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文史专科。这所高等师范后来改叫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再之后停办，杨昌济被北大聘去任教。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工专这些学堂，在不同时间段都曾借岳麓书院的场地办学。

1917年秋，蔡和森全家搬到岳麓山脚下溁湾镇周家巷，租了宁乡人一户人家的房子，这地方被他取了个雅号叫“沩痴寄庐”。1918年4月，新民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1920年底，蔡和森全家赴法勤工俭学，这房子才退租。后来有些说法把“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点也往这栋房子上套，这就有点硬了，因为当时建党活动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一带，那才是湖南俄国研究会、建团建党工作的实际阵地。

蔡和森在河西读书时，经常去岳麓书院的“半学斋”，那是杨昌济的寓所，人称“板仓杨寓”。杨昌济同时为湖南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等多所学校任教，是那一代学生心目中的“大老师”。他不仅是毛、蔡二人精神上的启蒙者，还是后来毛泽东的岳父。

当时湘江没桥，毛泽东常从河东的一师走到灵官渡坐船，穿过橘子洲，对岸就是岳麓书院，直线距离不过五公里。这条路在宋代就很有名，理学家张栻既管城南书院也管岳麓书院，朱熹又时常来潭州讲学，两人来往就经常走这条渡口，久而久之，被叫成了“朱张渡”。

很多回忆都提到：青年毛泽东经常登岳麓山，去爱晚亭读书闲坐，也在岳麓书院借宿过。可以想见，他在1917年前后，肯定注意到过那块“实事求是”的牌匾，这点没有悬念。

但问题就在这里：看到牌匾，并不等于第一次知道这四个字。作者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更“早”的时间点——1913—1914年，地点不在岳麓山，而在长沙城外那座看上去很普通、后来被称为“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一点，史料是可以对上的。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一师；同年，毛泽东考入设在荷花池的湖南第四师范。次年秋，四师停办，全体并入一师。合并之后，蔡和森在第六班，另一位后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李中在第七班，毛泽东、罗学瓒、周世钊等在第八班，这个班学生大多是从其他学校并过来的。萧子升、陈昌是高年级，何叔衡则是进修生。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为了剧情，把这些人物串在一个考场里一起考试，那是艺术加工，不能当成史实。

关键在于：在毛、蔡他们入学之前，浏阳籍大儒孔昭绶担任校长时，1913年已经制定了一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章程》。在这部章程里，“实事求是”不是一个装饰性的口号，而是写进了学生培养目标的核心要求之一。

章程第一章叫《教养学生之要旨》，大致几条意思是：学生要锻炼体魄、陶冶性情、提升审美；要讲人格、自我管理；讲人道、讲公心；要做“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简单说，就是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一门心思只盯着自己那点私利。

其中“要旨”的第五条，原文明确写着：“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这句话展开来，基本上就是后来毛泽东那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雏形。

“明现今之大势”，要求学生不能只抱着课本，要多看报刊、多了解国内外时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一点“世界眼光”和“政治敏感”；“察社会之情状”，强调学生要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调查，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实事求是”，则是对方法提出要求：做调查也好，读书也好，不能夸大、不能缩小，既不脱离实际，也不凭空想象，要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和理解现实。

这一条章程，学校不仅贴在墙上，还要求师生熟背、执行。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他刚进一师时，对校规读得很认真，甚至有点“死心眼”地执行。这种“死心眼”，跟他后来认准“实事求是”这条路，一路走到延安，确实是有连贯性的。@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