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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他的这种态度，其实非常看重，为此还专门写信给他，信里的意思很明确：“七大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这封信，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没有把他“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也是在肯定他的格局：在关键时刻，你愿意把个人的荣誉、头衔往后放，把大局摆在前面。

在那种时代氛围里，这种反应其实不容易。要知道，当时很多老红军，对能不能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心里还是在乎的。毕竟那代表着组织上的高度信任，也关系到今后很多具体安排。有人进了名单，会觉得这是对自己十几年奋斗的“盖章”；有人落了选，很容易想成是“组织对我的否定”。

李井泉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反过来证明了毛泽东当初那个判断没错——他确实是那个可以“为大局牺牲一点个人东西”的人。

七大之后，战争进入解放阶段。晋绥地区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面对的是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以及各类地方武装。当时晋绥野战军的几位主要指挥员——张宗逊、王震、许光达等，都是后来共和国有名的将领，但在组织关系上，他们的上级，就是李井泉。

在贺龙、李井泉等人的共同指挥下，晋绥在解放战争中打出了漂亮的几仗。到1948年底，除了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少数大城市和部分铁路线外，晋绥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解放军控制，为后面全国解放打下了基础。


1949年冬，解放战争接近尾声。贺龙、李井泉等率领十八兵团从陕西入川，参加进军西南的作战。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走进四川，对李井泉来说，这一去，却几乎把他后半生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建国后，他在四川长期主政，带头把四川从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逐步带进了工业化的轨道。宝成铁路建成，成昆铁路通车，成都、重庆等城市的工业布局逐步搭起来，这些在后来被写进各种地方志、经济史的“成就”，背后都打着那一代老干部的烙印。

外界评价他，说他“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四川”，他自己倒反而淡淡的一句话：“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四川大地。”这话听起来有点朴素，但放在他的经历里，看得出来，他不是说给谁听，而是他真是这样看待自己工作的。

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没有领军衔。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资格，而是他严格执行了“主政地方的不参加评衔”的政策。很多军史研究者都认为，以他在战争时期的指挥经历和表现，如果评，他起码也是上将。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件事不能搞成“什么都要”，军队系统有军队系统的规范，主政地方的干部如果都挤进来评军衔，这个制度就乱了。


正因为这样，他在民间被很多人称为“无衔上将”。说白了，就是没有军衔的“上将”，是一种带有敬意的称呼。

时间往后推。1973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跑地方、做调研。那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很复杂的阶段，很多人选择尽量少出头，他却还想着“再多做一点事情”。

1974年2月，他第一次在参加革命之后回到家乡。你想想，从1920年代末离家，到1970年代中期，这中间整整四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回去过。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不是忘了，而是之前战争、建国、建政那几十年，压根没有机会、也挤不出这个时间。


他回到村里，看着那些熟悉的山水、已经变化了的屋舍，心里其实是五味杂陈。问了乡亲们的生活，去看了当年的学堂，之后主持开了一个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会。

会上他说到一个问题，让他很“卡心”：村里的万年桥倒塌已经快一百年了，至今没修好。村民出行靠渡口，要绕路，洪水一涨，很多地方直接被切断。他知道，这样的桥，对城市规划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工程，但对一个村子来说，是实打实影响生活的大事。

于是他当场表态：“这座桥应该修，万年桥修起来以后能方便交通，也能够促进生产。不管难度有多大，我们都要坚持修下来。”这不是一句客套话，他后来一直盯着这件事，有一次得知因为资金不到位，桥迟迟不能开工，他亲自去看旧址，站在河边远远看那片荒地，说：“那千亩的良田如果能开发出来，将会增加很多农民的收入，万年桥一定要修得再快一些。”

后来，他和省里的负责同志商量，从紧张的资金里拿出三十多万元，明确要求尽快开工修桥。那会儿的三十多万，对地方财政来说不是小数目，用在这么一个县里的桥上，足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