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五省书记”，曾主政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担任过五个省的省委书记，两次担任浙江省委书记，90岁病逝。


比“五省书记”更值得注意的，是谭启龙几次进入地方工作的时间点。
那些时期往往伴随着政权接管、经济调整、政治运动后的秩序恢复，或者领导班子的重新衔接。他在各地承担的任务不同，能够依靠的经验却较为稳定：熟悉农村，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也有协调地方、军队和干部关系的经历。

谭启龙与浙江的联系，远早于1949年。
1942年，他已经进入浙东，参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那里既要开展武装斗争，也要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筹集物资。根据地工作没有现成的行政机器可用，许多事情只能从村庄、交通线和地方干部做起。这段经历，使他较早接触了地方治理中最细碎、也最难回避的部分。

1949年浙江解放后，他随南下干部进入杭州，参与接管和省委领导工作。新政权建立之初，南下干部、本地干部和军队干部需要重新配合，农村又面临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和基层政权建设。1952年，谭震林调往华东局主持工作，谭启龙随后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并于当年9月担任省委书记。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持浙江工作。此时的重点，是让新建立的省、县、区、乡各级组织运转起来。政策下到农村后会遇到什么问题，干部如何配备，群众工作怎样推进，都不能只靠文件解决。谭启龙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农村和组织经验，由此进入省级治理。

1954年，他被调往山东，进入省委领导层。
此后多年，他分管或参与农村、财贸和计划工作，1958年出任山东省省长。这个时间必须放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时，他已是山东重要领导干部，地方上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生产秩序失衡，他不可能置身其外。

前一阶段，他参与了运动时期的地方领导工作，也承担相应责任；经济困难加深、中央转入调整后，他又参与处理此前积累的问题。1961年出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他把较多精力放在农村调查、生产恢复和政策调整上。

山东后来逐步降低不切实际的指标，调整农村经营和分配关系，地方经济开始恢复。这些变化来自中央政策转向，也依靠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谭启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执行调整方针、重新组织地方工作上。可他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推进到什么程度，始终受全国政治路线和制度环境制约。

运动开始后，这段地方工作被强行中断，谭启龙失去原有职务。1969年，他参加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随后到北京工厂劳动和调查，直到1970年重新被安排工作。这几年不仅改变了他的个人处境，也使他后来面对的地方问题发生变化：过去是建设新秩序，此后更多是修复被政治运动打乱的组织关系。

1970年，谭启龙调往福建，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恢复后，他任省委书记之一。福建阶段在他的履历中很重要，却不能写成又一次担任全省最高负责人。韩先楚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要参与地方党政工作的恢复和协调。“五省书记”这个称呼，恰恰在这里显出它的概括性：职务名称相近，实际位置并不相同。

1972年，他再次回到浙江，与铁瑛主持省委工作，次年出任省委第一书记。此时距离他上一次主持浙江工作已有二十年，地方处境也完全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的是接管和基层政权建设，七十年代面对的则是派性冲突、干部关系破裂、生产受损以及领导机构运行不畅。

谭启龙参与恢复省委工作，推动领导班子和地方秩序的整顿。
浙江的生产和行政运行有所恢复，但派性问题并未很快消失，地方工作还不断受到全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他既是整顿工作的主持者，也处在复杂政治关系的牵制之中。个人经验可以帮助组织重新运转，却无法替代整体环境的改变。

1977年，谭启龙调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运动结束不久，青海需要恢复干部工作，重新建立正常的领导和工作秩序。他在青海任职时间有限，主要经历集中在拨乱反正初期。1980年，他又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地方工作的背景已经转入改革开放初期。

四川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领导班子还面临新老交替。1982年，年近七十的谭启龙与省长鲁大东退出主要领导岗位，支持年轻干部接班。这次交接没有轰动的场面，却是他地方任职生涯中很具体的一步：经历过战争、接管、运动和调整的一代干部，开始把位置交给改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

此后，谭启龙担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3年1月22日，他在济南病逝，享年90岁。“五省书记”最终留下的，不是一份五次担任地方最高负责人的整齐记录，而是一条起伏很大的任职轨迹。他多次进入地方工作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曾卷入政策失误和政治运动。
能做多少，既取决于个人经验，也取决于当时允许地方干部拥有多大的行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