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被判死刑，临行刑前去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地说："早去早回"，地下党心领神会，扛起一块板子，支到了厕所墙壁上……


1949年4月11日凌晨，上海一处看守所里，范纪曼抓起一块平日搁脸盆的木板，搭上竹篱笆，第一次滑落，脸上受伤；他又把木板重新支好，翻了过去。
一个被严密控制、随时可能遭到处置的人，竟靠这样简陋的东西逃出生天，难免让人怀疑：看守那句“早去早回”，是不是某种暗号？
真正决定这次逃脱的，并非一句话，而是看守所本身的漏洞、短暂出现的空当，以及范纪曼对危险的判断。

他被关押的地方，属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系统，并非高墙、电网、岗楼齐备的大型监狱。
这样的羁押点主要用于侦讯和临时看管政治嫌疑人，管理严厉，却未必具备正规监狱那样完整的防逃设施。

竹篱笆能挡住普通犯人，却挡不住一个已经把生死压在几分钟之内的人。那块木板也不是预先准备的工具，只是牢房里随手可见的日常用品。

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后退，上海地下组织面临的搜捕反而更加紧张。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断清查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和秘密联络点，许多人被捕后并未进入公开、稳定的司法程序，而是先由军警机关控制、审讯，再决定如何处置。范纪曼落入这套系统，意味着他的公开身份已经失效，过去能够周旋的证件、关系和职务都不再可靠。

范纪曼早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受过军事训练，也长期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与上海社会之间活动。
抗战时期，他利用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公开职业从事情报、联络与营救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又进入国防部第二厅驻沪机构，以公开身份掩护秘密活动，同时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军政身份、社会职业和地下任务交错在一起，让他得以接近敏感信息，也使暴露后的处境格外危险。

这种工作没有稳定的退路。
平时，他可以靠身份转换穿过检查，也可以利用熟人关系周旋；一旦被捕，过去那些掩护反而会变成审讯者追查的线索。外部组织需要时间核实关押地点、安排接应，而军警机关可能随时转押或处置。
对范纪曼而言，继续等待并不等于更安全，反倒可能把唯一的空当耗尽。

被捕后，范纪曼判断自己已经接近最危险的时刻。
他没有条件等待外部营救，也无法预知处置会在何时到来。越拖下去，看守会更严，转押后逃脱的可能更小。

于是，4月11日凌晨，他佯称腹痛，请看守去取开水服药。
看守离开的时间不会很长，他能利用的只是一个极窄的空隙。他冲进厕所，取下搁放脸盆的木板，斜靠在竹篱笆上。第一次攀越时，木板滑动，他摔了下来，面部受伤。
这个意外足以让行动立即失败：看守随时可能返回，跌落声也可能惊动旁人。范纪曼没有停留，又把木板搭起，第二次翻过围障，离开看守所。
这次逃脱看起来突然，实际建立在长期经验上。
地下工作要求一个人不断观察门岗、通道、值守规律和周围环境，许多细节平时毫无意义，到了危险逼近时便会改变生死。
范纪曼未必事先设计了完整方案，却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再等，也知道身边哪件东西可以临时改变高度。
木板只解决了翻墙的最后一步，前面的判断一旦迟疑，后面的动作便不会发生。
看守离岗构成了机会，整个过程更像一次被范纪曼抓住的疏忽，而非预先安排的接应。临时羁押点存在设施缺口，一名看守短暂离开，一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判断危险已经迫近。几个条件在同一刻叠到一起，才让那块普通木板有了用处。

少一个环节，范纪曼都可能留在墙内。
逃出以后，他仍要躲避上海军警机关的追捕，直到上海解放才重新公开活动。
这次越墙保住了性命，却没有自动修复长期地下工作造成的身份断裂。此后，他仍经历了复杂的审查和漫长曲折，晚年才恢复党籍与名誉。

1990年，他在上海病逝。
1949年4月11日那场逃脱的关键，真正让范纪曼翻过竹篱笆的，是监所留下的缝隙、看守离开的几分钟，以及他没有把命运交给下一道命令。

木板第二次架起时，他得到的也不是安全，只是抢回了继续活下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