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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


在鄂豫皖时期，他指挥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用兵灵活，善于在运动中寻找战机。

那时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展到了约三万人的规模。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向西转移。

一万六千人的队伍，在徐向前的率领下，转战三千里，从鄂豫皖一路打到川北。

到了四川，仅用一年时间，就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刘湘的“六路围攻”中，徐向前指挥部队打出了一系列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川陕根据地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约十万人，成为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在那时就知道，四川有一个能打仗的徐向前。

但徐向前的指挥风格，从一开始就和毛泽东有所不同。

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是游击战加运动战，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主动性。

徐向前同样擅长运动战，但他更痴迷于阵地攻坚。

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

因为在川陕时期，红四方面军面对的敌人是四川的大小军阀，这些人拥兵自重的最大本钱就是坚固的城池和碉堡。

不打下来，就进不去；不打下来，根据地就展不开。

所以徐向前练出了一身攻坚的硬功夫。

他研究坑道爆破、研究攻城战术，把一支原本擅长游击战的部队，打造成了善于啃硬骨头的攻坚力量。

西路军失利后，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病痛。

但他没有消沉下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河北南部、山东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的八路军部队。

这是毛泽东和中央给予的重任。

山东的情况极其复杂，有国民党部队，有日军，有伪军，还有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

中央给他的指示，是概括性的、方向性的，没有具体的作战指令。

徐向前到了山东，第一件事是整军。

他亲自抓部队训练，抓政治工作，抓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39年8月开始的整军，让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

到1940年6月他离开山东时，山东纵队从2.5万人发展到5.1万人，115师从5.8万人发展到7万人。

国民党方面都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可见他在山东的影响力。

而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徐向前之间的电报往来，依然是概括性的，极少涉及具体战术指令。

这是中央对徐向前独当一面能力的充分信任。

1947年的秋天，命运把徐向前又一次推向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处境。

那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挺进大别山，留下的“家底”几乎是空的——六万地方部队，枪械七拼八凑，弹药严重不足，机关干部也大部分随军南下。

阎锡山在山西还有二十余万军队，装备整齐，有炮火、空军、坦克，城防工事经过多年修筑，堪称铜墙铁壁。

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换作一般人，可能会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指示、更多的资源。

但徐向前没有。

他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承担起把“地方武装升级为野战部队”和“解放山西全境”的双重任务。

关于这段时期的电文往来，历史档案给出了明确的证据：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攻打临汾的电报，时间是1948年2月18日。

中央将战略意图写在电报里，但对于具体如何打、怎么打，尊重了前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
1948年初，徐向前指挥华北一兵团发起临汾战役。

临汾城被国民党称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城墙底厚三十米，顶部也有十多米，加上外壕、碉堡、铁丝网，防御体系极其严密。

梁培璜夸口说“三年不破”。

徐向前手里没有重炮，没有飞机，甚至炸药都不够。

按常规的打法，这种仗根本没法打。

但徐向前想出了土工迫近作业的办法——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底下，然后装填炸药，从地下爆破。

缺炸药，他就让民兵去拆山沟里残留的旧炮弹；缺工具，就让工兵把水管改装成“土迫击”。

这种打法，教科书上没有，黄埔军校也没教过，是他在川陕根据地时练出来的真功夫。

中央军委对这仗是担心的。@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