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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搞宣传，他的“特科基因”也没被浪费。

1933年底，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对被重重围困的中央苏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跟十九路军达成合作，就能打破敌人的封锁。

中央决定派人去和十九路军谈判。派谁去？这个人，既要懂党的政策，又要会谈判技巧，还得有跟国民党军官打交道的经验。

大家又想到了潘汉年。

于是，潘汉年作为红军的全权代表，秘密前往福建，跟十九路军的高层进行谈判。谈判桌上，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最终成功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这件事，意义非常重大。它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挽救福建事变的失败，但为后来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潘汉年也因此，成了党内公认的“谈判专家”。

可就在潘汉年和博古都在苏区大展拳脚的时候，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博古作为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对这次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征路上，部队越打越少，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队伍里充满了失败、迷茫和怀疑的情绪。

所有人都知道，再这么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1935年1月，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

会上，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博古不再担任总负责人的职务。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对博古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从权力的顶峰，一下子跌落下来。那段时间，他很消沉，话很少，经常一个人发呆。

但他毕竟是一个经受过严格训练的革命者。短暂的消沉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还能为党做些什么。

他想到了共产国际。

当时，由于长征和战争的阻隔，中共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长达一年。遵义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中央的领导层有什么变动，莫斯科那边一概不知。而红军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也希望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

必须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去莫斯科，把这条线重新接上。


博古把这个想法，跟新的领导核心成员作了汇报，得到了同意。

那么，派谁去呢？

博古又一次想到了潘汉年。

原因有三：第一，潘汉年搞过特科，懂秘密交通，生存能力强；第二，他当过谈判代表，有外交经验；第三，他记忆力好，脑子清楚，能把复杂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汇报清楚。最重要的一点，潘汉年是博古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信得过。

一天晚上，博古把潘汉年叫到自己的住处。长征路上条件艰苦，所谓的住处，也就是一个破旧的茅草屋。

博古开门见山：“汉年，组织上有一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他把去莫斯科恢复联系的想法，跟潘汉年详细说了一遍。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的新领导层；二是争取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三是带回新的密码本和联络方式，重建电讯联系。

潘汉年听完，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这个任务的风险有多大。从长征队伍里脱身，孤身一人，穿越大半个中国，再想办法去苏联，路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没命。

但他没有犹豫。他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1935年春天，潘汉年在长征途中，悄悄地脱离了大部队。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陈云的同志，他们的目的地，都是莫斯科。

经过千辛万苦，他们先到了上海，然后通过地下交通线，辗转到了苏联。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1935年夏天了。

到了莫斯科，潘汉年立刻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详细情况。

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最核心的人物，也是博古的老上级。他听完汇报后，代表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决议和新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了认可和支持。

潘汉年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任务：学习新密码，准备带回国。

当时的密码技术还很原始，主要靠密码本。为了保密，密码本需要定期更换。潘汉年要学的，是一套全新的、更复杂的密码。他必须把整本密码的规则和大量的密语，死死地记在脑子里。

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像个苦行僧一样，一遍遍地背诵那些枯燥的数字和字母组合。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决定，派另一个人，先把这个好消息和一些重要文件，送回陕北。这个人，就是张浩。

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他也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家，在苏联待了多年。他的任务相对单纯：走陆路，经外蒙古，尽快赶到陕北，把共产国际的态度当面传达给中央。@中国传统文化集锦 @豆包 @红色书库11 如何评价张学良 李宗仁回国对当时国家建设有何影响 毛泽东指挥的哪次战役最经典呢？ 自媒体内容运营有哪些方向 今日正能量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有哪些军团 随手拍一天空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