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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讨论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潘汉年是搞宣传的，写文章是把好手，搞特科，他行吗？这可是要命的活儿。”

博古很坚持。他说：“我了解他。这个人，看着是文人，但做事很稳，话不多，脑子清楚，能扛事。”

博古为什么这么笃定？因为他跟潘汉年认识好几年了。早在1925年，他们就在无锡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在上海，潘汉年搞宣传，博古搞组织，抬头不见低头见。博古看过潘汉年写的那些文章，犀利，有逻辑，但他更看重的，是潘汉年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时表现出的那种沉稳和细致。

搞情报，有时候比的就是谁更细心，谁更能沉得住气。

就这样，潘汉年临危受命，接手了特科的情报科，也就是二科。他的任务，说白了就三件：第一，把被顾顺章切断的线重新接上；第二，发展新的情报关系，搞清楚敌人想干什么；第三，保护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安全。

每一件，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潘汉年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发展什么下线，而是“潜伏”。他利用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的各种社交场合里穿梭，跟报馆的记者、书店的老板、甚至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官僚喝茶聊天。他从不主动打探什么，只是听，然后记在心里。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谁跟谁是什么关系，谁最近手头紧，谁对南京有怨言，他都能理出一条线来。

很快，他就重建了几条关键的情报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打入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意味着，敌人那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潘汉年这边很快就能收到风声。

193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潘汉年在特科彻底站稳了脚跟。

当时，有个叫王斌的国民党特务，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这个人非常嚣张，经常公开讲，要在三个月内“肃清”上海的地下组织。

特科决定除掉他，行动由潘汉年负责策划。

从选人、侦察、确定行动路线到准备撤退方案，潘汉年几乎是亲力亲为。他把行动地点选在法租界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时间是下午。因为那个时候人多车多，一旦得手，方便混在人堆里撤离。

行动当天，王斌的汽车刚在路口停下，几个化装成小贩的特科红队队员一拥而上，对着车里就是一通乱枪。王斌当场毙命。枪声一响，整个街口大乱，行动队员按照预定路线，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件事，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对国民党特务来说，是迎头一棒；对岌岌可危的地下组织来说，则是一针强心剂。

博古听到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没看错人。”

从1931年到1933年，是潘汉年和博古合作最默契的一段时期。一个在明处做决策，一个在暗处搞执行。博古的指令，潘汉年总能不打折扣地完成，甚至做得更好。而潘汉年的情报，也成了博古在上海主持工作时最重要的决策依据。

可以说，没有潘汉年和特科的工作，博古这个“临时总负责人”根本坐不稳。

但这种城市里的地下斗争，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1933年初，博古和临时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转移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潘汉年也在不久后，接到了进入苏区的命令。


从十里洋场的上海，到穷山恶水的江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对潘汉年这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文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苏区，他的工作又回到了宣传口，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但苏区的宣传，跟在上海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你要面对的是不识字的农民，要用最土最大白话的话，去跟他们讲什么是红军，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

潘汉年很快就适应了。他脱下西装，换上粗布军装，跟着部队下乡，跟老百姓睡在一个炕上。他发现，在这里，一篇华丽的文章，远不如一句“跟着红军有饭吃”来得管用。@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