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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于是发电请求：派更多主力入闽，打到敌人外线去，在运动中歼敌数个师。逻辑跟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外线作战”一致——避开敌人堡垒群，抓住其机动部队痛打。


李德呢？还是那套判断：东方军已达目的，可以“收兵回赣”。他看问题的眼光，始终停留在“防御苏区”那条线——只要能顶住苏区外围，他就觉得“战果可以了”。至于利用这个机会，反客为主，把战场从“我家门口”转移到敌人腹地，这一层他根本不愿意去想，或者说，已经被他的“阵地防御框架”锁死了。

于是，东方军打下来的沙县等地，很快又被国军夺回。这一趟入闽，热热闹闹来，冷冷清清去。彭德怀气得直骂娘，因为他清楚，如果这次机遇抓住，整个第五次围剿的节奏可能被打乱一大截。
第三处机会，是毛泽东提出的“转战无堡垒地带”。

随着战局的推进，到1934年初，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妙。十九路军在福建节节败退，国军依托堡垒推进的态势愈加明显，红军在苏区边缘拼杀了半年，伤亡巨大，却完全没法扭转“被围”的大局。毛泽东这时候坐不住了，他主动到中革军委，提出一个战略设想：把主力从被堡垒包围的苏区边缘撤出来，向外线突围，转战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一带。

这片地区的特点，是广大的“无堡垒地带”。那里虽然是国民党统治区，但并不像苏区周边那样布满碉堡防御线，反而存在很多“空白区”和薄弱点。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楚：拉开距离，把战争打到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的大后方去，让敌人不得不回防自己的心脏地带。同时，在运动战过程中，寻找机会歼灭那些被拉出去补防的部队。

这实际上是想把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用机动作战换空间。以当时红军的条件，这是唯一能避开堡垒毒牙的办法：不在敌人准备好的地方硬碰硬，而是去他不适应游击战的地方搞破坏和歼灭战。

李德听完之后，给的评价很干脆——这是“右倾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在他的意识里，“离开苏区”几乎等同于放弃革命根据地，是不能接受的。于是，这个方案被否定。毛泽东这一次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把这个想法记在心里。

过了几个月，形势进一步恶化。堡垒线收紧，苏区空间被一点点压缩。毛泽东再次提出另一个方向：向西突围，打湖南。理由是，西线的敌军主要是何键的湘军，大概九个师，还得分兵应付贺龙、肖克等部队，直接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有限。同时，湘南、湘中是曾经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比新开辟的区域更好，碉堡也相对较少。如果主力突然西进，把湘赣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至少可以缓一口气，甚至可能打垮西线的包围圈。


从军事常识看，这个设想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基于当时敌我兵力分布、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的综合考量。但李德同样拒绝了。他要的是“死守苏区”，即使苏区已经被碉堡线一圈圈勒紧，他仍旧坚持“阵地防御”，不让主力轻易抽身机动。

这两次被否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长征的前夜”。因为当所有机动转移、外线作战、连片扩展的机会一次次被扼杀之后，等到堡垒线彻底合拢，红军手里只剩下一条路：被迫而仓促的“大转移”。

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时，说过类似的话：这些计策不用，红军最后只剩下大转移这一条路。周恩来则开始着手实际的撤离准备——组织后方机关撤离，准备物资，研究突围路线。朱德、周恩来在军事上，本来完全有能力带着毛泽东那套灵活机动一块运用，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执行层，很多关键决策已经不在他们手里。

回头看整个过程，问题其实聚焦在一个点：路线。

国军那边用上了“整体战”和“堡垒战”，而红军这边却用一套不适应现实的新教条拴住了自己本来最灵活的一条腿。明明手里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种总体筹划能力极强的人，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左权、董振堂、聂荣臻这一批善于在战场上搞机动歼灭战的将领，却偏要把他们绑在一条条“战壕”和“阵地防线”后面，跟装备更好、火力更强、兵力更多的对手硬撕。@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