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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一开始，其实并不顺利。对高二根再审，问来问去，得到的都是已经听过的内容；对莫三航的询问，口径也是前后一致，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漏洞。

但有一点始终让他放不下——这起案子从始至终“只有两个人”，一个所谓的作案人，一个举报人。这种信息高度封闭、没有第三方佐证的案子，本身风险就很高。

于是，他把侦查重点从“怎么投毒”转到了“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他们把两人的家庭背景、从军经历、战场表现、日常言行，重新摸了个底。结果，高二根这边没有发现新的“坏材料”，反而进一步坐实了他平时的老实本分：除了话少，不太善于表达，没什么特别。唯一一个可能被抓住的小辫子，是他曾经在日伪军里当过伙夫这一段经历。

反而是莫三航这一头，透过其他渠道，渐渐浮出了一些新东西。

内部调查显示，莫三航在队伍里的口碑不错：能说会道，人缘好，干活积极，训练认真，没犯过什么大错。一个重要节点，是他曾经被日军俘虏过一次。

那次战斗，队里有人当场牺牲，有人被敌人俘了。他就是其中之一。按当时的普遍情况，被日军抓去的人，只要活着回来，身上几乎没有不带伤疤的——打、刑、审，几乎是标准流程。可他回来的时候，居然是“毫发无伤”，身上连一点像样的伤都没有。

战友们当然怀疑过。但那时他给出的解释挺“圆”：他说自己善于观察、嘴皮子利索，刚被抓的时候就装作一脸懵，故意把一些细节说乱，搞得日军觉得他“只不过是个被强拉来的民兵小角色”，还故意在审讯时表现出恐惧、讨好，以此争取松绑机会，然后趁日军松懈溜走。


对这么一个从前就以“会说话”“脑子灵”著称的人，这套解释当时居然说得通——至少很多人是愿意相信的。加上那时候战事紧张，没法对每一个俘虏回来的战士一条条查得那么细，就这么糊里糊涂过去了。

真正的答案，是后来通过我方在敌占区布下的情报线慢慢拼出来的。

那边传回来的情况是：莫三航被日军抓住后，根本没来得及挨刑，就已经彻底垮掉了。面对威胁，他把知道的情况几乎全说了个遍。日军一看，这人胆子小、贪生怕死，加上平时在队伍里确实能说会道，就干脆把他拉去做策反对象。

所谓策反，就是先用刑具吓唬，再用“高官厚禄”利诱：“你要是肯听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可以让你当官、有钱。”在日本人的计划里，他这类人最适合做内线——因为回去以后，很容易再“恢复原貌”，继续当那个看上去积极可靠的战士。

日军交给他的唯一任务，就是盯住朱德，伺机刺杀。他们不是幻想他一个人能策划多复杂的行动，而是赌一个机会：只要你能靠近朱德，把毒下进去、或者制造一个枪杀机会，哪怕是以身殉职，也值得。

莫三航当时是怎么想的？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他很清楚这是一条极危险的路。但人一旦被“怎么立刻活下去”占满脑子，就很难再顾得上“大是大非”。他权衡来权衡去，最后还是选择了投降——至少当下不用死，还能拿到一点好处。

问题是，回到八路军队伍后，他不能立刻暴露出任何异样，否则马上就会被怀疑。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模式：前期表现更加“积极”，干活抢在前，训练比以前还“刻苦”，在人际关系上更圆滑、更热情，做很多看起来像是“浪子回头”的举动，只为了重新获取组织的信任。

就这么潜伏了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找到直接靠近朱德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人——高二根。

一个性格内向、话不多、但有一个“可利用的弱点”的人：曾经当过日伪兵。对一个做情报工作的敌特来说，这种人是天生的突破口：一方面他们容易心虚、怕被揭过去；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有很强的“弥补心理”，希望通过现在的表现洗刷过去。

莫三航很快就摸透了他的性格，用自己那套“外向、热情、哥们义气”的形象去贴近他。每天一起干活、借口帮忙、顺便聊天，慢慢就把关系处成了“兄弟”。

当高二根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当过伪军、当过伙夫的那段经历告诉他的时候，莫三航知道，真正的机会来了。

他先不断给高二根灌输一种危险的东西：你过去当过日伪兵，这件事要是被组织知道了，很有可能不再信任你，甚至会严惩你。然后再配合一些半真半假的“战时例子”，让对方对组织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一旦被点燃，很容易被操控。@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