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读《红楼梦》兴趣浓厚，却不怎么喜欢贾宝玉与林黛玉，因为他们并非革命青年吗？
1945年8月15日夜，延安王家坪的煤油灯还亮着，毛泽东合上《红楼梦》第八十回，抬头笑道：“这本书，写尽了大观园的盛衰，也写尽了半部封建史。”窗外枪声已息，可他显然更在意书里那座家族王国的崩塌。
《红楼梦》陪伴他走过长征、抗战乃至新中国的奠基年代。别的书读一遍即可，他却一再返身其间，像考古学者翻动尘封的层层地层。他要找的，不是脂粉纸笺上的情长意短，而是隐伏在绸缎帘幕后的权势角力与社会缝隙。在他看来，贾府两派的兴废，比凤姐的毒辣或宝玉的风流更有分量，那是“家族资本”如何被历史风暴碾平的活教材。

延安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忽然问台下：“谁没读过《红楼梦》？”几只手稀稀落落举起，“那算半个中国人。”话音未落，一片哄笑。有人事后回忆，那一晚的读书清单里，《红楼梦》被重重画了一个圈。之后的聊天，他常把甄士隐丢玉、冷子兴演说等章节当作阶级分析的示范，“看这两拨人，看他们靠什么吃饭”，脚灯摇曳，语气却十分凝重。
军中悍将许世友起先不买账，“那些情情爱爱，啰嗦。”毛泽东递过去一本旧书，“不看，你会吃亏。”许世友无奈，将一百二十回抄成五万字要点，硬着头皮啃完。几年后再提，他却改口：“原来真是攻心的兵书。”这桩轶事在军中流传，提醒许多只识《孙子》的将校，古典小说里也埋着刀光剑影。
1961年冬，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谈到城市改革，他突然把话锋一转，引用探春“先将那败落的败落、该死的死”的叹息，指出旧势力自我腐蚀的规律。与会者一时怔住，紧接着记录本刷刷作响。胡绳会后对秘书感慨：“主席读书的方向盘，永远指向时代风口。”

然而，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这对“金玉良缘”的主角，他却少有温情。理由朴素——二人皆逃避生产、不问世事，不可做青年楷模。井冈山时期，他就对贺子珍说过：“宝玉若在山上，怕连挑水都嫌累。”“那林姑娘呢？”贺子珍问。“怕是一阵风就病倒，还得别人照看。”寥寥两句，把书中多情与脆弱一并摁在旧时代的底色上。
1964年8月，北戴河海风凛冽。几位哲学工作者围坐沙滩，听他分析贾府两条线索。“一枝是权贵，一枝是奴仆。前者坐吃山空，后者另起炉灶。看似儿女情长，实则庙堂江湖。”他顿了顿，“青年要当贾芸，不要学宝玉。”有人笑问：“宝玉也反抗过。”他摆手，“闹闹小性子不是反抗，离开了丫鬟体恤，他能走几步？”

读书在他那里并非私事。1954年广州珠江夜航，他对广东公安厅长薛焰说：“你管社会治安，不懂《红楼梦》，怎知市井百态？”薛焰回京后闭门苦读，后来谈到警务改革，常拿荣国府的管家制作比照。靠一本小说拆解人情关系乃至制度漏洞，成了不少干部的必修课。
《红楼梦》的身世同样合乎他对历史的判断。清中叶官场贪腐、地主豪门式微，文字里处处是行将溃败的预兆。这与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暗暗相连：由奢靡到困顿，再到覆灭，走向“天翻地覆慨而慷”几乎是必然。正是这条暗线，让他认定“曹雪芹在写政治小说”，而非单纯闲情逸致。

有意思的是，延安岁月里不少青年战士读完此书，却反而坚定了干革命的决心。大观园的繁花一夕尽落，给了他们“若不改天换地，同样命运等着我们”的强烈预警。书页翻动，火把在窑洞外噼啪作响，两种光影交织，映出那个时代书与枪并重的独特景象。
不读《红楼梦》只看枪林弹雨，难免缺一半思考；只沉醉儿女情长而忘记硝烟，也会丢掉另一半锋芒。毛泽东把这两半缝在一起，留给后来人一份别样的读书范本，既是对封建旧梦的解剖，也是对新生力量的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