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亲自接见张爱萍，临时下达一项指示，张爱萍无奈感叹自己又错过了机会
1949年3月下旬，长江北岸的春风还带着料峭寒意，总前委驻地孙家圩灯火通明。为了敲定渡江战役的最后细节，陈毅、邓小平、张震等人日夜推演兵棋。就在此时，一份加急电报把张爱萍从大连的军列上“拎”回华东——他原想着能赶上跨江一战，却没料到等来的竟是另一份截然不同的使命。
孙家圩的院子里，陈毅步子很快，见到张爱萍，劈头一句：“老张，中央决定让你挑一副新担子。”张爱萍一愣，他以为是增援前线。陈毅把烟头按灭，压低声音：“海军，得尽快建起来。”短短一句话，让张爱萍感觉比滚滚长江更难跨越。陆战出身的他，对舰炮航海几乎两眼一抹黑，心里忍不住嘀咕：“怎么又轮到我赶不上正面战场？”
对话没持续几分钟，任务书已写得清清楚楚：以苏北海防部队、教导师师部为骨干，先筹4000人；装具与舰艇可先接收起义舰只，再向东北借调设备；刘亚楼正忙着空军，你这边海军务必4月底挂牌。张爱萍问：“时间这么紧，行得通吗？”陈毅摆手：“行不行，都得行！”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海军虽号称数十艘军舰，但“重庆”号已在2月初起义驶向烟台，其他舰队人心浮动。中央判断，若无自己的海上力量，长江口甚至东南沿海依旧可能成为敌军退守的跳板。组建海军不仅是战役需要，更关乎未来国防门类的完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爱萍的名字被毛泽东圈定——理由很简单：政治可靠，敢冲生疏地带。
张爱萍离开孙家圩时，夜色深沉。他翻身上马，自言自语：“不会开船，总能学吧。”这并非一句自我鼓励，而是军人对命令的本能回应。他清楚，陆军指挥体系和海军作战逻辑大相径庭，别说舰炮射表，就连潮汐时程都要重学；可同样清楚，若这口锅没人背，新政权在长江以南就缺了一把硬锁。

4月10日，张爱萍抵达三野前指，粟裕在屋檐下迎了出来，递过一杯姜汤，“兄弟，渡江船票不给你了，海上跑才是长久买卖。”两人相视而笑，却都没说出心底那句“可惜打不了正仗”。随后几天，他们把能抽调的工兵、炮兵、无线电员挨个过筛，把懂水性的老渔民编进新番号，连夜赶制海图。粟裕开玩笑：“舰艇没到，先把人凑齐，海军就先‘下水’在图纸上吧。”
经验短缺的问题立刻暴露。操舰、机修、信号旗语样样稀缺。张爱萍决定借东北老航运公司的工程师开第一堂课，教材只有破旧航海手册和缴获的日军舰船仪表。有人抱怨条件差，他一句顶回去：“陆地能跑几十里，小船先划十几里也行，先学浪，后学炮。”这股“先开张再正规”的硬撑，为海军抢出了时间。

4月23日，江南春雨中，一张简朴的红布条挂在泰州白马庙旧祠堂门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大会”八个字写得斑驳却有力。会场里，张爱萍宣读中央电文：“海军番号正式启用，以后海岸线防务、渡海作战、护航外运，均由海军负责。”掌声并不热烈，更多的是紧张而压抑的呼吸声。大家都懂，这支部队从零起步，眼前没有现成模板，只有旧海图和前线催促的倒计时。
据当时统计，首批4000人里，真正上过军舰的不足百人，通信兵用的是陆军电台改装，机关枪还得绑在甲板木架上顶替防空炮。可就在这种窘境下，海军临时司令部还是把训练计划排得密不透风：上午识图测距，下午操桨拉纤，晚上学习《海军条令》译本。张爱萍常常走到码头，拍拍生锈的锚链：“兄弟们，船破点没关系，拉响汽笛就算是咱自己的海域。”
不少人好奇，为什么中央敢让一个“陆地将军”统筹海军？答案隐藏在组织共识里——技术短板可以补，政治决心却不能缺。毛泽东在电报中一句“海上长城，势在必建”，为这支部队定下基调：先确保红旗插到舰艏，再谈现代化指标。

渡江战役炮火响起时，张爱萍的海军还在练基本队列。有人担忧立功无望，他却摆手：“渡江的胜仗不缺我一个，东海的波涛等着咱去趟。”这一句看似随口，却精准点明军种转型的方向——今日之海军，不为眼前一役，而为万里海疆。
截至5月底，起义舰只改装完成两艘，海防炮台接管十余处，沿江护卫队首次在黄浦江口编队通过。舰列虽小，旗号已定；炮声虽弱，气势已成。新中国海军的雏形，就这样在紧迫、粗糙甚至略带尴尬的条件下，硬生生被锻了出来。张爱萍后来写道，最大的遗憾不是没能冲过长江，而是没能早几年把深水声呐弄懂——这句“遗憾”，倒像对未来更高要求的催促，而非对过去战机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