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当众严厉批评张副总理，直言你还没有那个权威！
1966年春，太行山脚的积雪还没化透，陈永贵拎着一筐刚从窖里挑出的苹果，在中南海西门外守了整整两个昼夜。
“总理在忙，您再等等。”警卫员好声劝他。陈永贵只憨笑着摇头，死守不走。第三夜刚亮，周恩来拄着拐杖出现，轻声问：“苹果带来了？”那一刻，冷风全化成了热气。周恩来当场让秘书递来一只红袖章：“想解决事，就戴着它去。”袖章红得耀眼，给了来自山村的他一张可以和风暴周旋的“通行证”。
袖章派上用场没多久。1968年盛夏，平遥县内两派对立，陈永贵被堵在招待所里寸步难行。北京连夜下令，第69军出动，人还没到，外面的枪声便止住了。谢振华推门进来，“中央让你回去抓生产。”陈永贵拍拍尘土，拎起草帽，“得赶紧播种，庄稼可不等人。”这句土话透出他的底色：先种地，再讲官场。

大寨那几年，全国政治满天风声，粮棉产量却一路蹿高。周恩来先后三次踏进那片梯田，鞋底沾满黄土。有人提醒总理“脚下滑”，周恩来摆手：“走一走，看一看，心里才有底。”正是这份信任，让大寨模式被写进文件，也让陈永贵被写进中南海通讯录。
时间推到1975年初，周恩来到北京医院做完第九次手术，脸色蜡白，却坚持翻阅农业文件。医生摇头，他一句“还有大事未了”，翻身下床。那一年，四届人大筹备在即，副总理人选迟迟未定。陈永贵被叫进病房，心里直打鼓：“俺连字都识不全，当什么副总理？”“你扎根土里，我放心。”周恩来声音微弱却坚定。陈永贵掏出那只褪色的袖章，“有了它，还得您抬着我走哩。”
人大闭幕后不久，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楼开场。文件一摞摞，议程排得密不透风。张副总理首先发言，提出要提拔一位地方干部进京，说此人“路线端正，立场坚定”。轮到陈永贵，他放下茶杯，憨声开口：“这人我打过交道，公社伤口刚结疤，他掀开来看血。”屋里一下安静，空气像冻住。张副总理脸色一沉：“你懂组织原则吗？”

“懂。”陈永贵站起，目光直视对方，“可老百姓更懂谁是好干部。”
“你还不够资格质疑。”
“你还没那个权威。”

几句话，把会议气氛扯到极点。有人低头翻笔记，有人望向天花板，唯独几位常委没吭声，却把目光投向陈永贵。会后，据说有人拍拍他肩膀，“说得对，可别后悔。”陈永贵只笑：“种地人不怕旱，也不怕涝。”
周恩来病势转重的消息此时已在中南海传开。夜里，灯火通明的西花厅成了各路文件的终点站，陈永贵常去守夜。总理抬眼看见他，“地里活忙，别老往这跑。”“夜里庄稼歇着，我陪您说句话。”这种絮叨听着朴素，却让人心里发酸。
1976年1月8日清晨，凛冽北风划过新华门。讣告发布前，陈永贵已在病房外坐了整夜，臂上的红袖章旧得发灰。他没哭，只抬头看看灰白的天空，“老天爷，该出太阳了。”一句低语，被身旁工作人员记下。

周恩来走后，政治局里少了调停者，争执反而多了。陈永贵的声音依旧粗，但会场里的回声明显冷了几分。有人说他“失了靠山”，也有人说他“还是那股倔劲”。农忙时节，他总要回趟大寨，在山梁上站半晌，看翻耕机拖起的黄褐土浪，才肯下山。
权力场如同梯田，一层压一层；种地人却知道，最要紧的是脚下那把泥。历史记住的，往往不是谁的嗓门高，而是谁扛着锄头时，心里装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