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99分，差1分满分，刘学红拿到了1977年北京市文科第一名——更反常的是，她备考时间只有不到50天，复习资料是从废品站淘来的旧课本，白天还要出工干农活。

这是1977年那场高考的底色。全国570多万人挤进考场，最终只有27.3万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录取率不到5%，平均每29个人里只有1个人被录取。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次高考，也是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刘学红是1957年生人。1975年底高中毕业，高考已经中断将近十年，没有大学可考，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下乡插队。1976年3月，她去了北京市密云县高岭公社，成了林业队的一名知青，每天开山挖树、栽种果树，靠工分吃饭。

她的物理成绩一直很好，曾是物理课代表，物理常考满分。但在农村，这没有任何用处。1976年底，生产队获得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最终给了会计的女儿，推荐到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刘学红什么都没争到。推荐制就是这样运作的——靠关系，不靠成绩。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公社。刘学红当即决定报名，徒步十几里山路走到公社，交了5角钱报名费。

距离考试只剩大约50天。

她做了一个关键判断：不报理科，改报文科。理由很实际——理科题不会做就是零分，文科哪怕发挥失常，史地也不会交白卷；而语文靠平时读报纸积累，不需要专门复习。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

备考条件极为简陋。没有统编教材，没有复习范围，没有参考书。她翻出旧课本，抄文革前的高考试卷，白天出工，中午在树荫下看书，晚上在煤油灯下学习。考前半个月，她向生产队请假回城，做最后冲刺。

1977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考开考。刘学红翻山越岭，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赶到考场。

语文试卷满分100分，其中作文占70分。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刘学红写的是自己插队一年的真实经历——林业队开山造田、修建果园，春夏秋冬四季劳动，没有套话，没有编造，一气呵成写了约1700字。

考完她回到知青点，继续干活，没多想结果。

1978年2月19日，她在街上遇到一个插队的同伴，对方告诉她，她的作文上了《人民日报》。她起初不信，当晚父亲把报纸放到桌上，她才确认——《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整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她回母校探望，一位参与阅卷的语文老师告诉她，阅卷组对这篇作文一致好评，本来想给满分，但有老师提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最终扣了1分，语文总分99分。

1977年的高考成绩不对外公布，刘学红至今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总分，只知道语文99分，以及一个结果：北京市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78年3月4日，她走进北京大学。她对新闻专业了解不多，报考的理由是朋友说"记者可以到处跑"，当时北京只有北大和广播学院开设新闻专业，她把这两个志愿填在前面。

1982年，刘学红从北大毕业，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从基层记者做起，历任学校教育部副主任、教育导刊主编、电脑网络部主任。每年高考报道是她的重点工作，她采访过无数考生，写过无数关于高考改变命运的稿子。

19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她转向新媒体方向。2000年5月15日，她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的网站"中青在线"，担任总经理。

2007年，刘学红把自己的高考准考证、北大毕业证和学位证，一并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复兴之路"展览的展品。

一张准考证，从密云县高岭公社走到了国家博物馆。

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什么，她没有多解释。她只是说过，感谢高考。1977年那场考试，对她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节点，而是一个具体的选择机会——在推荐制把她排在外面之后，高考给了她一次凭自己答题的机会。她抓住了。

49年过去，那张99分的作文，当年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如今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