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3年，勾践赐死了文种。临死前，文种问他：“我帮你灭了吴国，你为什么要卸磨杀驴？”勾践冷笑一声：“你教我七条计策，我只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灭了。剩下的四条，你带下去给先王用吧。”

文种闻言，怔在原地，半晌，仰天大笑，笑声凄厉，震得殿梁簌簌落灰。

“好一个‘带下去给先王用’！”他笑出了眼泪，解下腰间佩剑，“我文少禽半生纵横，算尽天下人心，却没算出越王的刀，比夫差的剑还快。”

剑光闪过颈项的刹那，他恍惚看见四十年前的会稽山——那时勾践兵败，是他带着七策闯进营帐，说“君忧臣劳，古之制也”。如今七策未竟，君臣缘尽，倒应了当年范蠡临走时的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血溅在勾践的靴尖上。他盯着文种的尸身，指尖微微发抖，却终究没让人收殓，只冷声道：“传令，以大夫礼葬之。”转身时，袖中掉出半卷竹简，正是文种临终前呈上的《富国策》——第四条写着“劝农桑，薄赋敛”，第六条是“兴水利，筑城郭”。

后来，越国虽霸，却再无一人敢如文种般直言进谏。勾践晚年独坐姑苏台，常对着吴宫旧物发呆，某夜暴雨，他忽然惊起，大喊“文种误我”——可阶下空荡荡的，只有雨打芭蕉，像极了那年文种在狱中咳出的血。

文种的死，从来不是“七策未用”的遗憾，而是集权逻辑下的必然：当君主将“国家”等同于“私产”，功臣的价值便只剩“有用”二字——灭吴之后，文种的智谋不再是助力，反而成了勾践心头“功高震主”的阴影。所谓“剩策带与先王”，不过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借口，遮不住权力对异己的本能恐惧。

历史总是循环：兔死狗烹的戏码，从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病灶——当“共患难”的情谊敌不过“共富贵”的猜忌，再锋利的剑，也斩不断权力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