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上，蒋介石竟当面提出让毛主席出任省长，毛主席则反问：您说是哪个省呢？
1945年8月28日清晨，一架C-47缓缓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机身还未停稳，嘉陵江两岸的报童便开始吆喝“延安客人到了”。人群哄闹，空气里夹杂汗味与煤烟，胜利后的中国看似欢腾，却暗流汹涌。
与机场的喧哗相比，蒋介石官邸内的气氛显得克制。三道电报已经发出，言辞恭敬，外界只看到“礼聘”，看不见电报背后参谋本部对华中、华北的调兵令。那是一张静悄悄摊开的军用地图，标注密密麻麻的红圈，代表国军主力二百余万。

延安并未因为邀请而松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连夜讨论，灯芯油耗到尽头才决定亲赴重庆。有人担忧安全，有人主张观望，但更清楚的是：不去，就等于把和平旗帜拱手送人。于是，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起程，后方由刘少奇、朱德坐镇，彭真、陈云临时增补书记处，留足了应对不测的空间。
外表的“和谈”是政治舞台，真正的较量仍在实力对比。此时国民党控制全国七成以上人口与城市，掌握空军、海军及百余师正规军；共产党则拥有逾百万人民军和解放区逾一亿人口，分布在华北、华中、东北，地域连成了带，却被列强与旧政权层层封锁。蒋介石自信“以大吃小”，毛泽东则笃定“星火燎原”。
有意思的是，国际因素把谈判推上日程。莫斯科不愿中国再战，美方更急于在远东布棋。驻华代表赫尔利往返于重庆、南京、延安之间，高喊“兄弟阋墙，何以对外”。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频频表示愿与共产党“共商国是”，一面却暗示各路战区“尽快接收沦陷区，不得停步”。

谈判桌终于摆开。议题不过三件：军队整编、政治协商、解放区地位。第一轮交锋里，国民党坚持“全国军队整编为六十个师”，又要共产党交还根据地，将八路、新四军缩编到十师以内。周恩来立即端出十一条意见，核心只有一句：军队归属得按人口比例整编，和平必须有物质基础。
僵局之际，蒋介石忽地转向毛泽东，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说道：“毛先生，可愿做个省长？”毛泽东淡淡反问：“哪省？”“新疆。”三句话在会客室里轻轻回荡，却像石子落井，久久不散。围观者有人低声议论：新疆地广人稀、资源丰厚，看似重礼，实则远离权力中枢；一旦顺水推舟，解放区便失去主心骨。毛泽东微微一笑，未再多言，这一回合国民党试探落空。

表面笑语背后仍是拉锯。蒋介石期待时间，等待东北苏军撤走后他的大军进入；中共则利用媒体、民主人士座谈会，将“和平与民主”口号灌进城市市民的耳朵。街头墙报、沙坪坝集会上，群众第一次看见这位穿灰衣、抽旱烟的“毛先生”，议论声里既有敬仰也有疑惑。
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下。两页纸，三大条：和平建国、政治协商、军队整编。文字里“协商”“民主”“自由”字样密集，读着很美，却像薄冰。一位记者悄悄感叹：“这协议就像晨雾，看得见，抓不住。”

文件墨迹未干，山城上空的轰鸣又响起。毛泽东乘机北返，当天夜里便复电延安：“已安全起飞，请勿念。”同一时间，陪都各军种参谋会议重新活跃，作战计划层层下达。不到半年，内战炮声从东三省蔓延到中原，双十协定束之高阁。
回望那场谈判，外有美苏角力，内有军政分歧，和平不过是短暂的停影。蒋介石想把实力优势变成政治笼络，毛泽东则借舞台赢得舆论与时间。棋局拆开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桌面上彻底说服对方让出权力，最终只剩战场决断。历史给出的考卷，答案已写在随后三年的风云里，重庆谈判只是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