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妓女回忆：老鸨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跑到每个妓女的屋里，蹲下身去敲屋里的地砖，往往要敲上好一阵才肯罢休。

敲地砖的声音，从最里边的屋子传来，“笃、笃、笃”，像啄木鸟在凿枯树。然后是隔壁，再隔壁，一间一间，由远及近。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数着那声音。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心口。

这是民国三十四年，上海虹口一家妓院。在这里待了快两年，老鸨翠姨的这个习惯，我已听了无数遍。每天夜裡，不管多晚，她都拎着一盏昏黄的油灯，踅进每间屋子，蹲下去，用指节一块一块敲地砖。那认真劲儿，就像老农在田里捡石子，生怕漏掉一颗。

今夜，轮到我这里了。

门“吱呀”被推开，翠姨佝偻着身子挪进来。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个髻。脸上皱纹像刀刻的，眼神却像鹰，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没有看我，径直走到床前，蹲下身。油灯放在地上，光晕一圈圈散开。她开始敲。

“笃、笃、笃”，她的指节磕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的手枯瘦，青筋暴起，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垢。我盯着她的手，想起刚被卖进来那天，也是这双手，把我从领班的皮鞭下拉过来，给我端了一碗热粥。

那时候我以为她是好人，后来才知道，她不是救我，是救我这张脸，能替她赚钱的脸。

“你动过这里的地砖？”翠姨忽然停下，抬头问我。她的声音不高，但我打了个寒颤。

“没……没有。”我结结巴巴。

她盯着我，足足看了十几秒，又低下头，继续敲。终于，她似乎确认了某块砖没问题，才站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端着灯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忽然回头，说：“早些睡。明儿个赵公子点你的牌，别黑眼圈。”

门关上了。我长出一口气，伸手摸了摸枕头下面那几块银元——我攒了两个月的私房钱，藏在褥子底下，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翠姨敲的是地砖，不是褥子。她大概想不到，我会把钱藏在枕头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我能藏多久呢？总有一天，我要逃出去。

下半夜，隔壁传来秀儿低低的啜泣声。我知道，今天翠姨一定是在她屋里敲出了什么。秀儿比我小一岁，是从苏州乡下被亲爹卖进来的。她总想攒钱赎身，可这地方，哪有那么容易？

翠姨敲地砖，不是癖好，是手段。她要让每个姑娘都知道：这屋子里的每一寸都是她的，你藏不住任何东西，也逃不掉。这是心理战，不打你，不骂你，让你自己怕。那“笃笃笃”的声音，就是悬在头顶的刀。

果然，第二天，秀儿被罚跪在院子里，顶着一块砖，跪了一整天。她没哭，也没求饶。黄昏时翠姨路过，冷冷丢下一句：“下回藏东西，藏结实点。这屋里的砖，我闭着眼都知道哪块松，哪块紧。”
秀儿的事，让我更小心了。我把银元缝进棉袄夹层，把值钱的首饰塞进鞋底。每晚翠姨来敲地砖时，我都假装睡得很沉。她敲她的，我睡我的。两不相干，各自算计。

可夜里我总做噩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块地砖，被翠姨敲来敲去，敲得浑身骨头痛。醒过来，浑身冷汗，枕头湿了一片。

有时候我也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穷人家，恨爹妈为什么把我卖了，恨这世道为什么容不下一个干净的女人。可恨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能当自由用？

日子一天天捱过去。春天来了，院子里的桃花开了又谢；夏天来了，蝉鸣叫得人心烦；秋天，树叶落一地；冬天，雪压着屋檐，冷得缩在被窝里不敢伸腿。我攒的钱越来越多，逃跑的计划也越来越清晰。我打算趁春节人多，混出去，然后坐火车去天津，投奔一个远房表姐。

翠姨依旧每夜敲地砖。她老了，腰更弯了，走路也慢了，但那“笃笃笃”的声音，从未断过。有一回，她敲完地砖，没有立刻走，坐在我床沿上，抽了一袋烟。烟雾缭绕中，她的脸显得格外苍老。
她忽然说：“我当年也是被卖进来的。”

我一愣，没敢接话。

“我比你惨，十二岁就进了窑子。老鸨比我狠，不听话就打，打到你听话。我这敲地砖的习惯，就是跟她学的。她说过，这屋子里的砖，每一块都长着眼睛，替你盯着姑娘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私藏，砖都知道。”

她吐了口烟，苦笑：“我学了她的样，却比她更累。她只管敲，我还要操心姑娘们的吃穿、接客、生病、闹事。我这辈子，算是交代在这儿了。”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烟灰，佝偻着背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忽然回头：“你要是想跑，就跑远点。别让我抓住，抓住我不会饶你。”

门关上了。我呆呆坐着，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翠姨知道我想跑，她什么都清楚。可她没拦我，甚至没警告我。她只是说：“别让我抓住。”

我不知道她是在给我机会，还是在给自己借口。也许她也想逃，可她已经老了，逃不动了。她把青春耗在这里，把一生磨成灰，最后只剩那“笃笃笃”的声音，证明她还活着。

那年冬天，我还是跑了。混在人群里，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火车开动时，我回头望着那座灰色的城市，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留恋，是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