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叶之枫，身为国家经委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副处长，却勾结他人泄露国家机密、收受贿赂，被判17年，同案犯张常胜被判死刑，这起案件当年轰动全国。”

1986年4月14日，北京，最高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令刚刚宣读完毕，一位三十出头的男人张常胜被立即带往刑场。

他的名字很快会出现在当天的各大报纸头版，但更令这个审判厅在未来许多年里被反复提起的是出现在同一张判决书上的另一个名字：叶之枫。

将门之后、开国上将叶飞的小女儿，国家经委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副处长，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叶之枫这样的背景，为何一步步落到被告席？

上世纪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刚推开，外汇荒还是常态，国家对于进口汽车的审批、配额、定价，每一个批文、每一张报表，背后都牵动着巨大的利益。

叶之枫所任职的国家经委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正在这个权力旋涡的核心所在。

想象一下，如果你拿着全国仅有的几本“进口汽车”审批权，几乎等于是手握整个产业的风向标。

巨大的权力本身就像一颗未拆的火药桶，缺乏透明和监督，随时可能演变成灾难。

叶之枫本人的履历，堪称优秀，她是上海交大工科出身，毕业后被分进国家经委，凭本事、凭外语和业务能力，从普通干部做到了副处长。

多年对外谈判，让她在业内口碑不错，甚至，严格的叶家家教——“不能拿家里名头谋点私利，不能跟商人沾边”。

从小到大，父亲的冷峻一再提醒：“别人能忍的，你也要能忍。”

曾经在深夜下班独自走过中南海东门的她，不止一次告诫自己不要动歪脑筋，仅凭这个背景，谁会想到她会走到这一步？

故事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84年，张常胜的出现让这根弦被一点点拉松。

张常胜，比叶之枫小几岁，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打交道、套近乎的本事极强。

他的策略，不是让对方戒备，而是做“温水煮青蛙”的高手。

他不是上来就谈钱谈权，而是一步步拉近距离：冬天送台冷暖风机，夏天给个上海刚有的电子闹钟，再送几盒录音带、录像机。

很多受贿案里，一开始就是这种“小恩小惠”，把人情的边界磨掉。

当你觉得“人家只是关心我、顺道带点东西”，你警觉心也就消耗光了。

到了后来，港币现金与进口彩电这种大礼才慢慢递上来，这关系已经不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而逐步变成了利益捆绑的同谋。

叶之枫的防线被一步步击溃了，张常胜最厉害的地方，是让你在“顺手”的过程中，分不清什么时候已经陷进去了。

1984年11月到1985年4月，仅仅五个月时间，叶之枫利用岗位之便，多次主动或被动向张常胜透露国家关于进口汽车的谈判底价、政策走向、审批时间窗口等关键机密。

外商收到这些内情后，把每次投标都卡在“刚好能以最高报价成交”线上，国家不知不觉损失数百万美元外汇。

更严重的是，叶之枫并不止限于口头泄密，还与张常胜一起，曾经对部分国内公司进行过暗示与施压，要求其接受严重虚高的外商报价。

至于张常胜个人，通过这些内幕消息，在倒买倒卖合同、安排外商虚签日子中，净收人民币71万元、现金港币逾万元，叶之枫则分得2.5万港币、人民币七千余元及部分实物。

叶之枫在庭上辩解过：“我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

但一系列证据确凿地显示，这种“说”不是无意疏忽，而是心里明白、目的明确的勾结与默契。

她本人当时的社会身份、岗位属性，决定了她“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心里是清楚的。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国家经委的一次例行审计上。

某一组进口汽车价格数据看起来太过“精准”，审计员觉得不对劲——外方报价卡得太巧，像是提前知道了最高底线。

顺着这条线追查，终于查到了张常胜，他被带走调查后，第一时间交代了叶之枫的名字。

1985年秋，两人相继被捕，1986年3月27日，一审宣判，叶之枫提出上诉，但4月7日，二审驳回，继续维持原判，4月14日，张常胜被执行死刑。

消息传进医院——当时叶飞将军正因病住院，家属、同事来找他，但老将军冷冷地摇了摇头。

如果不是亲历者，很难理解那个属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

有人说，叶飞一生清白简朴，有人送奔驰轿车，他连钥匙都不看一眼。

女儿远调青海的时候，他打了个电话，问对方：“别人能待，你为什么不能？”

现在，出事就是出事，第一，没有找人活动，第二，没有为女儿说情。

叶之枫的案子，是叶家家规与法律底线的硬碰硬——父亲不干预，是对女儿最后的惩戒，也是对自己一生信仰的坚守。

叶之枫为什么会失败？一个父亲做了七十年模范，一个女儿用七年就断送前程。

没有制度做笼，家风顶多只能做到“可惜”，权力必须处在阳光下，要让利益相关方都知道谁批的，谁承担责任，谁泄露信息。

叶之枫服刑十四年，1999年因改造表现好被减刑出狱，她出狱后自学书画，淡出公众视野，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小型助学基金，会资助寒门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