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李茂堂冒着风险来到延安请求重新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当场询问谁愿意为他作入党介绍人？
1943年盛夏，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里暗流涌动，“朱系”和“CC系”为了谁来接管陕西党部吵得面红耳赤。就在这种山雨欲来之际，一个叫李茂堂的名字被反复提起：朱家骅说他“机警可靠”，陈立夫却冷冷一句：“那个人，得再观察。”谁也想不到，这位被他们视作“自己人”的中统科长，真实身份却早在另一条战线生根。
派系角力本是国民党常态，可恰恰是这种内斗给了潜伏者缝隙。李茂堂被捕于1935年，彼时陕西地下党惨遭破坏，徐恩曾抛出一根“救命绳”——只要点头“归队”，既往不咎。表面上他顺水推舟，签下了那纸入局文书；暗地里，他把这张纸当成最好的通行证。初到南京，他被安排进特别训练班，学的是密码、电讯、心理战，最要命的是“忠诚测验”。深夜里，讲师冷不防扔来一句：“共党信不过，你可要想清楚。”李茂堂只是笑：“跟着赢的一边，才算聪明人。”台下掌声却是送给了他的“投诚”。

两年后，“聪明人”迎来第一次大考——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陈立夫急招愿意冒死的干将，“谁敢去把委员长接回来？”话音刚落，李茂堂起身：“我去。”一套黑衣、一本伞降手册，他连夜飞抵灞桥。没想到落地即被东北军盯上，绑进兵营。审讯席上，军官厉声质问：“你是通敌的细作吧？”他摇头：“我是来救你们的俘虏。”话音未落，天边炮声隆隆，兵营乱成一锅粥。和平解决的命令传来，李茂堂反倒成了“救驾功臣”，官帽连升两级，这才有了后来掌控西安侦稽权的资本。

中统对干部防得紧，却防不住派系互扯后腿。1944年夏，陕西新任书记谷正鼎奉“CC系”指令，大举捉拿“可疑左倾分子”。李茂堂暗中把名单抄了三份：一份交差，一份烧掉，最后一份深夜递给了王超北。月色下，王超北低声道：“老李，你这步棋可大。”他只是摆摆手：“东家多了，咱活路也就多了。”
真正的险招发生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陕西城头鞭炮声不绝，他却悄悄改名“张怀忠”，独自上路奔向延安。临近枣园，他被哨兵拦下，粗布衣袖里只掏出两张写满暗号的小纸：“我要见李科长。”值勤的通讯员闻言一怔，转身飞奔。不多时，一位身形清瘦的老人走出窄门——罗青长。简短交流后，罗青长把材料呈交毛泽东。会客室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电报，扫视一圈：“你们谁愿意给他作介绍人？”汪东兴先开口：“他的材料我看过，利大于弊，愿担保。”一句话，尘埃落定——“特别党员”四字，写进了李茂堂的新身份。

回到西安，他已是“自己人中的自己人”。李克农批准成立西安情报处，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做副手，表面仍带着国民党军统顾问头衔。1947年春，胡宗南率两万兵力扑向延安，蒋电令“限三日克城”。李茂堂从军参处翻出作战命令，连夜以短波发往佳县。次日，延安机关悄然疏散，主力部队在青化砭设伏，歼敌数千。一封电报，保住了延安，也让西安情报处险些暴露。王超北被盯梢，李茂堂当机立断，拉他进城郊一间废庙，“快钻蒲团底下！”宪兵搜了三轮，只闻得到熏香味。
1949年4月，解放军重兵南下，胡宗南放话：“若失西安，宁为瓦砾。”中山门外，炸药箱已堆成小山。李茂堂连夜求见胡宗南，规劝道：“城毁了，党国政声何在？留一座古城，比留一场废墟更能争人心。”胡宗南沉默片刻，终令拆除雷管。几周后，西安和平易手。

很少人知道，那个领着解放军接管城防图纸的人，正是此前被誉为“忠贞特务”的李茂堂。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国内贸易部，挂了个副部长衔，却再没回过风声鹤唳的地下世界。1953年春，他的身体被旧日鸦片习气拖垮，五月病逝北京，年仅47岁。至此，那段凭一纸两姓行走刀尖的往事，像他递过无数次的密函，尘封在档案柜深处，只偶尔在翻阅者心头卷起惊叹：原来派系纷争、战火迷雾与个人抉择交织，也能造就这样一位“从敌穴归来的特别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