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天，苏南有个保长，硬生生从汉奸手里抢下一个人。

那是个年轻女人，被几个歪戴帽子的伪军推推搡搡押进村。三角眼领头的那个正盘算着去哪领赏钱，脚还没迈过村口大磨盘，保长已经稳稳当当站在了路中间。

“这人你们不能抓。”

三角眼手按在枪把子上，唾沫星子快喷到保长脸上：“一个女八路，凭什么不能抓？”

保长不急不慢凑过去，压低嗓子说了句什么。三角眼的脸色肉眼可见地白了，按枪的手悄悄滑下来，抓着女人袖口的歪嘴和麻子也像被烫了一下似的松了手。

保长说的是：“她可是活阎王的媳妇。连她都敢抓，不要命了？”

“活阎王”三个字，比枪好使。

这绰号是怎么来的？得从一个人说起。

冀中平原有个叫燕秀峰的小伙子，十三岁就扛上了枪。他打仗不按常理出牌，专挑日军炮楼的软肋下手，带着战友端掉了八个炮楼，打死打伤一百五十多个敌人。日伪军悬赏一千块银元买他人头，可越悬赏越抓不着，越抓不着民间传得就越神。到后来，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说他刀枪不入、能飞檐走壁。燕秀峰自己听了直摇头：“都是肉身，哪有刀枪不入的道理，关键是要敲打智取。”可老百姓不信，他们需要一个能对抗恐惧的符号。

燕秀峰后来有了个更响亮的绰号——“活阎王”。

在平西，还有个叫隗合宽的民兵英雄，搅得日军中队长星野夜不能寐。星野开出价码：打死隗合宽赏五百大洋，活捉赏一千。结果钱没花出去，自己倒先气出一场大病。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到处唱：“日本兵来房山，就是害怕隗合宽。拆电话割电线，搅得日伪不得安。打死给五百，活捉给一千。没等打死隗大胆儿，自己先进鬼门关。”

在冀鲁边区，县大队长连振明被人叫做“连阎王”，传说他活捉了四十四个日本兵。一个县大队，这个数字怎么想都觉得夸张，可没人在乎真假。重要的是，只要“阎王”到了，鬼子就哆嗦。

这玩意儿邪门得很。日伪军的悬赏本来是想吓住老百姓、除掉眼中钉，可悬赏越高，说明这人越难抓；越难抓，名声就越大；名声越大，敌人就越怕；越怕，悬赏就越高。转来转去，把自己给转进去了。

“活阎王”贺健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八路军115师的一名指挥员，带兵打仗出了名的狠。日军悬赏重金要他的人头，可每次扫荡前都得先打听“贺健在不在那一带”。要是在，行军路线都要改。

他媳妇杨洪昭本是个文工团的女兵，被送回娘家“躲一躲”。可这女人没老老实实待着，暗中跟部队保持联络，送出了大量情报。伪军最后抓她，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媳妇，而是因为她“接二连三破坏皇军的好事”。

被抓之后，伪军审她，问她是不是贺健的老婆。她只回答了一个字：“嗯。”

就这一个字，满屋子伪军腿都软了，有的当场跪下求饶。不是怕她，是怕她身后那个名字。后来组织上派人把她救了出来，伪军再也没敢找上门。

这事儿听着解气，可真正撑起“活阎王”们身后那片天的，是另一群女人。

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有两千多个农村妇女，默默为八路军养大了上千个孩子。她们有的才十六七岁，自己还没当过妈，就把八路军的后代抱回家，用自己的乳汁、用自己的口粮，一个一个喂大。这些女人从来没有绰号，甚至很少有人记住她们的名字。但没有她们，“活阎王”们在前线一天都待不住。

还有山西临县的王元英，一个小脚女人，把情报藏在头发髻里、塞在脚趾缝中间、绑在拐杖的手绢底下。日伪军看着一个走路颤巍巍的老太太，懒得搜。她就这么一趟一趟地穿过封锁线，一天一夜翻七条沟八座山，走上七十多里地。

话说回那个保长。他敢拦汉奸，不是胆子大，是他心里清楚——在那一带，真正的规矩不是日本人定的，是“活阎王”们定的。伪保甲制度看着唬人，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连坐、举报、清查户口，可底下的保长们早就两头糊弄。白天应付鬼子，晚上给八路军送信。

日本人越想靠高压控制住基层，基层就越往反方向跑。在江苏启东，有个叫“正诗乡”的地方，民兵直接打死了来编查户口的人，伪乡长吓得躲进据点再也不敢出来。那块地儿挨着日军驻地，可一直到抗战结束，日本人也没能把户口编完。

“活阎王”们的故事，就是这样从地上长出来的。老百姓把它们越讲越神，不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真假，是他们需要相信——鬼子的枪炮不是无敌的，汉奸的威风是纸糊的，那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可能就在下一个村口站着。

保长把女人从汉奸手里领走那天晚上，村里的老槐树下准又有人讲起了“活阎王”的新故事。添油加醋，眉飞色舞。讲的人信，听的人也信。

这信，就是刀子捅不进、火烧不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