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下令查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的经过，调查人员抓到了所有凶手，唯独少了一人，2年后才得知，剩下一人在南通当老师！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背弃承诺，掀起新一轮逆流。

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的罗世文，以及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成为特务团伙的重点抓捕目标。

被捕后的罗世文与车耀先，被特务们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等多处特务监狱，长达6年之久。

1946年，国民党秘密处决罗世文、车耀先。在

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特务们残忍地将两人杀害，随后为掩盖罪行，用汽油焚烧烈士遗体，将残余尸骨草草掩埋于松林深处，妄图彻底销毁罪证。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罗世文烈士的诗句，成为他与车耀先烈士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的真实写照。

重庆解放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项专案组，全力侦破罗世文、车耀先烈士被害案。

历经数年不懈努力，办案人员走遍四川及周边省份，走访上千名知情群众，审讯数十名涉案在押人员，到1953年，除特务刘鹤梅外，其余所有参与逮捕、杀害烈士的凶手全部被抓获归案。

其中，直接动手枪杀烈士的主凶杨进兴落网后，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还主动带领办案人员前往松林坡指认烈士埋骨地点，让烈士遗骨得以重见天日，英灵得以慰藉。

而特务刘鹤梅，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在全国范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深入核查，刘鹤梅是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委员会行动组的成员，1940年直接带队参与抓捕罗世文、车耀先的行动，手上不仅沾有两位烈士的鲜血，还欠下其他的不少血债，是名副其实的罪恶刽子手。他的失踪，成为专案组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也始终牵动着周总理的心。

接到周总理的严令后，专案组重新调整侦查策略，扩大排查范围至全国各省市，梳理所有可疑人员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春去秋来，两年时间匆匆而过，办案人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排查工作从未中断，却始终未能找到刘鹤梅的踪迹。

直到1955年，一封来自江苏南通的群众举报信，为这起悬案带来了关键转机。

举报信内容显示，南通县一名名叫刘传祖的小学教师，平日里言行反常，对过往经历讳莫如深，身份背景存在诸多疑点，疑似隐瞒真实身份的国民党特务。专案组高度重视，立即抽调骨干力量赶赴南通，对刘传祖开展全方位秘密侦查。

侦查结果显示，刘传祖为江苏扬州籍人士，1950年从香港返回内地后，顺利考入苏北师资训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南通县担任小学教师，还与当地一名妇女干部结婚组建家庭，平日里待人温和谦逊，工作认真负责，与教师别无二致，完美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办案人员并未被表面伪装迷惑，他们调取了当年国民党特务机构留存的原始档案照片，与刘传祖的身份信息进行逐一比对，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最终浮出水面：刘传祖，正是失踪5年之久的特务刘鹤梅！为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他精心伪造个人履历，更名改姓，摇身一变成为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妄图以此洗白自己的罪恶过往，安稳度过余生。

面对确凿无疑的铁证，刘传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自己的逃亡经历与伪装手段。

广州解放前夕，他眼见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大势已去，慌忙携带多年搜刮的财物逃往香港避难；1950 年，他错误判断国内追查形势，认为风头已过，悄悄从香港返回内地，凭借精心伪造的身份材料混入教师队伍，企图隐姓埋名、逍遥法外。他机关算尽，却终究没能逃脱正义的法网。

1957年9月，工作组对刘传祖所犯罪行进行全面细致的核查审理，最终确认其罪行极其严重：不仅直接参与抓捕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还曾参与暗杀多名地下党，同时犯下敲诈勒索、骗奸妇女等多项恶性罪行，所作所为罄竹难书。

1958 年8月，南通法院依法对刘传祖进行公开宣判，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潜伏在校园中多年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罪恶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而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在1955年遗骨被成功找到后，于 1957 年被隆重安葬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烈士陵园，周总理亲笔为两位烈士题写墓碑碑文，让英烈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