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长征途中与丈夫分别，四十六年后在北京再度相见，竟发现对方已成为社会知名人物！
1930年春天，江西吉安城外的油菜刚刚泛黄，石板路上多了一名剪去长辫、脚却仍被布条缠得发痛的少女。她叫王泉媛，17岁。那天清晨，她咬断最后一缕布条，把小脚放进草鞋里，向县里赤卫队驻地走去。身后是父亲高声的怒骂，可那声音第一次显得遥远。
吉安妇女里议论纷纷，“女娃剪发不缠足，像什么样子？”可也有人悄悄说：“世道变了，女人也能出去闯。”王泉媛靠着坚硬的意志在乡间串联，很快被推举为少共县委妇女部长，教姐妹识字，缝军鞋，筹粮草。夜深时，她常把破旧油灯移到窗前，盯着跳动的火苗想：若有朝一日能和前方战士并肩，她的脚再痛也值。

长征爆发后，王泉媛随队北上。1935年1月，红军抵达贵州遵义。临时驻地是座破庙，炊烟夹着药味。就在那儿，她第一次见到王首道——这位来自湘西的连指导员说话带着浓重乡音，却条理分明。两人同在战地服务团办夜校、筹粮草，忙到深夜仍能听见帐篷里压低的讨论声。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感情萌芽，并非因甜言蜜语，而是因为抢着扛一麻袋红薯。
2月的一晚，简陋的婚礼在油灯下办成。证婚人蔡畅笑着说：“没有花轿，就让胜利的号角送你们上路。”首道递上一把缴获的手枪和八颗子弹，“战场凶险，你要随身带着。”她推回去：“我有姐妹，同甘共死。”首道挑眉，“可我更放心把枪交给你。”一番执拗后，那把手枪最终留在她腰间，成了日后逃生的唯一依靠。

短短数月的相伴，一声命令便拆散了新婚。首道随主力继续北上，王泉媛被编入西路军。1936年初越过黄河，西征的目标是打开通往苏联的国际通道，然而河西走廊地形狭长，补给线被切断，部队与马家军激战后损失惨重。西风卷着沙石，一夜之间，红旗下的队伍只剩零星火光。
被俘的日子漫长。马家军把女俘虏按役使，割草、挑水、缝补军衣，稍有迟缓便是皮鞭。她默记岗哨更替规律，同三名女战友商量。1939年3月一个月黑风高夜，四人用藏在鞋底的针划破帐篷，借山沟逃出。追兵紧咬，枪声在背后炸响，她握那把旧手枪回射两发，才甩掉追兵。逃到祁连山脚时，只剩她一人。

战线早已转移。无法找到联络点，她沿路向南，最终在家乡附近栖身。身份若被识破不仅牵连家人，还可能暴露地下力量。无奈之下，她应媒人之约嫁给勤劳朴实的农民黄世福，生儿育女，沉默度日。每逢夜深梦回，常惊醒自问：首道还活着吗？
另一头，王首道跟随中央纵横千里。抗战、解放战争，他多次主持交通、后勤。1949年后，出任第二任交通部长。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条成昆铁路足以消耗无数心血。王首道奔走在崇山峻岭间，常向技术员强调一句：“早一天通车，就早一天让西南物资活起来。”公文密布的案头，他偶尔把钢笔停在空白处，默念那个名字，却从未让私人情绪占用工作一分钟。

1982年夏，北京午后闷热。中南海南楼的小客厅里，康克清笑着迎进一位步履稳健的老人。王泉媛抬头，一眼就认出对面白发人——眉峰仍挺，目光仍亮。空气静得能听见秒针，“首道同志……”她嗓子发颤。“泉媛，你受苦了。”话音落，两人对视，竟一时不知如何再开口。彼此肩上的岁月沟壑，比任何语言都厚重。
茶几上摆着交通部制式搪瓷杯，杯壁磕碰过无数山河，今天却为一段迟到的相聚添温度。窗外紫薇盛开，风吹进来，轻轻掀动了那把当年随身的旧手枪——它伴主人走过枪林弹雨，如今也在首都的阳光下泛出黯淡光泽。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悄声感叹：“长征路有两万五千里，最难的这一段，原来叫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