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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1968年,陕西男孩捡到玉玺,上交国家得20元,44年后博物馆找上门:你

[太阳]1968年,陕西男孩捡到玉玺,上交国家得20元,44年后博物馆找上门:你捐的是国宝,价值不可估量!特意邀请您来领奖!

主要信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官方藏品档案:《皇后之玺(编号SXXX-001),器物信息:和田羊脂白玉,螭虎钮,玺面边长2.8cm,高2cm,重33g,1968年入藏。》

1968年秋天,陕西咸阳韩家湾村,一个叫孔忠良的13岁男孩,放学路过水渠边,弯腰捡起一块白石头。

这块石头后来成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专家说它贵重得能换半个西安城。可当时,孔忠良和父亲坐着四个小时的车把它送到省城,只拿了20块钱路费,回村继续种地,这一过就是四十多年。

那天午后,孔忠良没急着回家,在河边翻石头想打水漂。泥沙里露出一点白色光泽,他扒开泥,摸出一块方方正正的白石,摸起来光滑温润,底下刻着弯弯曲曲的花纹。他擦干净揣进兜里带回了家。

晚上吃饭时,他把石头掏出来给父亲孔祥发看。孔祥发是个庄稼人,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借着煤油灯光反复看,石头质地细密,透光像有油润的光,底下像是几个古字,顶上趴着一只样子凶猛的小兽。

他心里一动,觉得这东西不一般。陕西这片黄土地下埋着不少老物件,田间地头常有人挖出古董。他叮嘱儿子别声张,第二天一早去省城找人看看。

从韩家湾到西安六十多里,要先走几里土路搭拖拉机到县城,再挤长途汽车。车上人多味杂,一路颠得骨头疼。孔祥发一直把布包捂在怀里,孔忠良挨着父亲,又兴奋又紧张。

四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西安。陕西博物馆的大门高大厚重,孔忠良看得发愣。工作人员见这对满身尘土的父子拿出层层包裹的东西,赶紧请来馆长。

布包一层层打开,那块白玉露出来,馆长眼睛一下子亮了。几位文物专家围过来,拿着放大镜仔细看,这枚玉玺是整块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的,晶莹剔透,印钮是一只盘踞的螭虎,瞪着眼露着牙,四爪有力,底部刻着“皇后之玺”四个篆字,刀法刚劲。量过后,印面边长2.8厘米,高2厘米,重33克,和古书里说的“方寸螭钮”正好对上。

专家很快查了典籍,《汉官旧仪》里写着“皇后之玺,金螭虎纽”。出土地离汉高祖刘邦和吕后合葬的长陵不到一公里。推测是西汉末年局势动荡,长陵被盗,玉玺流落到河边,在泥沙里躺了两千年,被这个放学的孩子捡到。

馆长激动地说,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国宝级文物,价值极高。馆里提出给奖励,孔祥发连连摆手,说国家的东西就该归国家,不能要钱。

推了好久,馆长硬塞了20块钱,说是路费。父子俩这才收下。回去路上,父亲破例带孔忠良吃了一碗羊肉泡馍。热气腾腾的汤,城墙下的叫卖声,钟楼上的鸽子,成了他记了几十年的画面。

20块钱,一碗泡馍,这就是一个普通农家少年和国宝的全部交集。后来,孔忠良像父辈一样在村里种地,春种秋收,娶妻生子。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博物馆里那枚白玉玉玺,他也只是笑笑,连家里人都很少提起。

有人问过他,有没有后悔当年没留下玉玺。他只是说,放在自己手里也就是压箱底,放到博物馆,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见。这话听着简单,却透着一股实在劲儿。

2012年秋天,几个陌生人找到韩家湾。57岁的孔忠良正在菜地里锄草,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泥土。

对方拿出一张玉玺的照片,告诉他,44年前他捐的那件国宝,现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原来,当地一家文化保护基金会正在寻找当年为保护文物出过力的人。他们请孔忠良去参加表彰大会,老人搓着粗糙的手,直说都是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答应去。

在西安的礼堂里,灯光亮起,头发花白的孔忠良接过“保护遗址十大杰出人物”的证书,台下掌声不停,他却站得有点拘谨。

基金会要发奖金,他又一次拒绝了,说证书留着就行,钱不能要,东西还给国家,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

现在,这枚中国仅存的汉代皇后玉玺,安静地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标着“国宝级文物”。2024年5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开馆后,它被调到新馆,和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一起,成了汉代展厅里最重要的展品。

从1968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候国家还不富裕,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可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普通农民带着儿子,走六十里路把捡到的宝贝送到省城,连路费都不愿意多拿。

如今中国在文物追索上越来越有底气。今年5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把早年非法获得的文物归还,时间可以追溯到1815年,其中就包括当年被掠走的许多中国文物。

今年1月,中国正式向日本提出要求,希望在六个月内归还18件文物,排在第一位的是那块9.5吨重的唐鸿胪井碑,它在1908年被日本海军当作战利品带走,至今已经一百多年。

从当年20块钱的路费,到如今正式的外交交涉;从一个步行送玺的庄稼汉,到在国际上据理力争的国家。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几十年的光阴,更是一个民族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