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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贺龙递交旅长任命名单呈报延安,毛主席并未立刻批复,反倒开口询问:当

1939 年,贺龙递交旅长任命名单呈报延安,毛主席并未立刻批复,反倒开口询问:当年捐助四千大洋的乡绅高四爷,如今身在何处?

(主要信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冀中抗日斗争史》、《120师战史》)

1939年春,冀中平原的风还带着寒意,贺龙捏着一份干部任命名单走进毛主席的窑洞。

名单上,王尚荣的名字被圈在最前面,这位16岁参加红军、走过长征、在大青山跟鬼子拼过刺刀的老将,当独立第一旅旅长,在贺龙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毛主席看完,没批名单,反而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的问题:“那个给八路送过5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在哪?”

贺龙愣了愣,他当然知道高四爷,河北任丘的高士一,家里开着油坊、粮行,良田千顷,是当地跺跺脚地面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但让一个地主当旅长?贺龙心里犯嘀咕:咱红军的队伍,啥时候能让“老财”掌印了?
这事得从半年前说起。

1938年底,贺龙带着120师跨吕梁山、穿封锁线,一路打到冀中。

那时候的冀中,鬼子天天扫荡,国民党军队早跑得没影,老百姓躲在地道里不敢出来。

贺龙的队伍缺粮少药,战士们穿着单衣草鞋,啃着冻硬的窝窝头跟鬼子周旋。

就在这节骨眼上,高士一出现了。

他不是躲在深宅大院里数银元,而是打开自家粮仓,搬出窖藏的白洋,凑了5000块现大洋,又拉着几十车粮食,找到了八路军的驻地。

5000块大洋,在当时能买两万多斤小米,够一个团吃三个月;能换十几挺机枪,让战士们在战场上多几分活命的机会。

高士一送来的不只是钱,更是个信号:连当地最有钱的人都敢跟鬼子对着干,其他人还怕啥?
高士一不是一时脑热。

他是任丘有名的大善人,佃户交不起租,他挥挥手就免了;穷人看不起病,他背着药箱上门瞧,分文不取。

鬼子打进来后,他亲眼看见乡亲们被刺刀挑死,房子被烧成灰烬。

他拍着桌子吼:“老子有的是钱,有的是人,跟小鬼子拼了!”没几天,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拉起来了,叫“人民自卫军”,后来编成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当司令。

他打仗不含糊,带着弟兄们扒铁路、炸桥梁、端炮楼,一年多下来,消灭鬼子1600多,队伍滚到5000多人。

冀中老百姓都说:“高四爷都当八路了,咱还不跟着干?”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跟身边人说:“高士一不是普通的地主,他是真心抗日的。

咱现在要打的是全民族的仗,不能光靠红军老底子,得把像高士一这样的人用起来。”

所以当贺龙推荐王尚荣时,毛主席才问出那句话。

他不是在否定王尚荣,而是在提醒:用人不能只看出身,要看他能不能为抗战出力,能不能团结更多人。

贺龙听懂了。

他派人找到高士一,把任命通知递过去时,这个见惯风浪的汉子手都在抖。

他没想到,共产党能把一个“土财主”当成自己人。

消息传到独立第一旅,老红军们炸了锅:“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现在要听一个地主指挥?”王尚荣也愣了,但他没闹情绪。

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主动找到高士一:“旅长,军事上的事由我来抓,您放心。”

高士一也实在:“我打仗不如你,你说咋打就咋打。”

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是高士一的“就职考试”。

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围了齐会村,贺龙下令集中兵力反包围。

高士一带着独立第一旅守在侧翼,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炮弹在不远处炸起泥土。

警卫员拉他往后撤,他梗着脖子说:“我的兵都在前面拼命,我躲后面算啥?”他拎着枪冲到前沿阵地,战士们看见旅长都不怕死,个个跟小老虎似的往上冲。

这一仗,独立第一旅堵死了鬼子的退路,毙伤日军700多人,打出了威风。

战后,贺龙拍着他的肩膀说:“高旅长,好样的!”
高士一的价值,远不止打仗。

他在冀中人脉广,说话管用。

以前地主们躲着八路军,生怕被“共产”,现在看高四爷都当旅长了,纷纷把囤积的粮食、布匹送过来。

有的青年说:“高四爷都当八路了,我还怕啥?”独立第一旅的兵员和物资,比别的部队顺畅得多。

慢慢地,没人叫他“土财主”了,都尊称一声“高旅长”。

1942年,高士一调到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他。

一见面,毛主席就笑着说:“高旅长,听说你刚当旅长时,有人不服气?”高士一连忙摆手:“没有,王副旅长和朱政委都帮我,同志们也好。”

毛主席点点头:“你做得对,抗战是全民族的事,只要真心抗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一家人。”

后来,高士一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带头种地,一个以前连锄头都没摸过的大财主,晒得跟庄稼汉一样黑。

他说:“我现在是八路了,就得有八路的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一当过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管过后勤财经。

他把当年捐给八路军的5000大洋看得很淡:“那点钱跟战士们的命比,算啥?”晚年的他住在普通的四合院里,家里除了书,没一件贵重东西。

1968年,75岁的高士一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