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说：中国的筷子和沸水，是对人类健康最重要的两大发明，甚至比抗生素的贡献还要大。


2024年5月8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在一场对话中谈到了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他说：“对我来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发明：一是筷子，因为手并不干净；


二是茶和热水。”这位科学家甚至认为，这两样东西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可能比抗生素还要重大。这番话若是放在2024年的今天，或许会被当作一句对中国文化的礼貌赞誉；


但如果把历史的镜头拉回20世纪上半叶，在长达半个世纪（抗生素）尚未普及的漫长岁月里，一双竹筷、一壶沸水，确确实实是无数中国普通人手边最朴素、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卫生设施”。


1919年与1932年，全国性霍乱大流行接连来袭，仅上海等通商口岸的死亡与感染数就以万计。当时人谈虎色变，民间多称此类瘟疫为“虎疫”或“瘪螺痧”。


西方细菌学说随着现代医学在租界与口岸城市传播开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致病的元凶往往就藏在日常的饮用水中。


以上海为例，尽管公共租界在19世纪末就铺设了自来水管，但华界大部分地区仍依赖土井、河道取水，水质恶劣。


据上海工部局卫生处的相关报告，1919年上海霍乱大流行期间，饮用不洁水源是造成疫病蔓延的主因之一。


教会医院、海关医官和少数本土卫生机构开始向市民密集灌输一个观念：水，必须烧开。


有趣的是，中国人原本就有饮茶的传统。但在20世纪上半叶，“喝开水”从一种生活偏好，被赋予了细菌学时代全新的科学意义。


对普通市民而言，一壶沸水就是最廉价的消毒术。在江南城市，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灶”和茶馆不仅提供泡茶的开水，也成为劳工与下层市民获取安全饮用水的主要渠道。


当时的《申报》等报刊反复刊文呼吁“水沸三分钟”，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将“饮食要清洁、饮水要煮沸”写入了条文。


对掏不起钱买西药、看不起病的劳工大众来说，一杯开水，就是他们能掌握在手里最实在的健康保障。


如果说沸水解决的是“喝进去”的问题，筷子应对的则是“吃下去”的风险。近代西医传入后，细菌学说让传统的“病从口入”有了全新的科学内涵。


当时的卫生手册开始用放大镜般的口吻描述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告诫人们必须重视餐具与手部的清洁。


近代来华的西方观察者曾留下不少类似的记录：与当时世界上很多地区直接用手抓取食物不同，中国人普遍使用筷子夹取菜肴，食物入口前较少与手部直接接触。


在缺乏现代消毒手段的年代，这种饮食方式客观上构成了一道物理屏障。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学者在编撰卫生宣传材料时，也常常引用这一点，强调使用餐具对阻断肠道传染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影响，上海、广州、北平等大城市的新式家庭和餐馆里，开始悄悄兴起“公筷母匙”的风尚。


尽管这一做法当时主要限于城市知识阶层和中上阶层，远未能深入广大农村，但它标志着中国的筷子文化第一次被系统地纳入现代防疫话语之中。


在一些教会学校和工厂附设的食堂里，甚至出现了“一人一箸”的硬性规定。一双筷子，不再是单纯的饮食工具，而被看作是个人与瘟疫之间的一道机械隔离带。


当抗战全面爆发，现代医疗体系随战火部分崩塌时，这些最简单的卫生原则反而显示出惊人的韧性。1938年后，大批工厂、学校内迁西南。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重庆、昆明等地，注射器和抗生素是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而煮沸饮水、分筷而食，却几乎是零成本的手段。


当时的后方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学校里，普遍将供应开水列为最基本的卫生措施。


国民政府卫生署的一些后方报告显示，对于控制痢疾和伤寒，强制饮用沸水、做好餐具隔离，其效果有时比极度稀缺的奎宁和磺胺类药物更为基础。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延安等根据地，各级卫生须知里均明确要求“不吃生冷、不喝生水、碗筷要洗净”。


在青霉素尚未量产的年代，每天一壶沸水、一双属于自己的筷子，就是普通人能够执行的最小单元的“防疫方案”。


1949年之后，卫生工作视为重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杠杆。1952年，为应对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威胁，全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


这场运动将过去主要在城市里宣传的卫生观念，通过宣传画、广播剧和基层卫生员，推向了每一个村庄。


“不喝生水、餐具经常开水烫”，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在1950至1970年代，遍布城乡的开水房建设和“水不开不喝”的全民共识，使水媒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据当时的卫生统计资料，痢疾、伤寒等肠道传染病在部分地区的检出率大幅降低。


虽然这与整个国家医疗体系的初建、环境卫生的改善都有关系，但饮用沸水和餐饮具清洁的普及，无疑是其中成本最低、覆盖面最广的环节之一。


信息来源：高端访谈丨专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