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回忆鲁迅先生时说，看着他的脸庞就像重新读了一遍《呐喊·自序》！
1894年初夏，浙江绍兴府试场外人声鼎沸，科场舞弊案的风声已传遍街巷。就在那一年，翰林出身的周介孚被牵连入狱，原本宽绰的周家顷刻雨打风吹去。此后数年，少年周树人几乎天天拎着包袱往当铺跑，柜台高得要踮脚才能把旧物递上去，他却从不掉泪，因为家里还要靠典当换来药钱和米粮。这段沉重的体验，像一道暗影跟随他，此后写下的文字常透出对人情冷暖的锐利洞察，并非偶然。
日子越发艰难时，家族分家。传言那间祖宅里最小的厢房能漏雨，叔叔却仍不肯让给母子三人。那一刻，少年周树人第一次感到亲族关系的凉薄。他后来写“吃人与被吃”的寓言，心中所恨，正是这种刻骨的冷眼。有人问：“那时的你害怕吗？”他只淡淡回了一句：“怕什么，已经穷到这步田地，还能再坏到哪儿去？”

科举路已断，他只得外求生计。1902年，他背起行囊奔南京，进了水师学堂，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军校的号角声震耳欲聋，课程却难以回答他“救国”二字的含义。两年后，他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仙台医专，想学西医，医人沉疴。1904年冬夜，教师放映一段日俄战争实录：被俘的中国劳工神情麻木地围看同胞被处决。黑白光影闪烁，他忽觉刨开伤口治一具孤身的肉体，赶不上唤醒麻木的灵魂。回到宿舍，他对同窗嘟囔：“开刀不够，得让他们睁眼。”同窗愕然：“那你想干什么？”“试试看写字吧，说不定能割开心里的病。”

回国之后，他到北京守着破旧的国子监石碑抄录字帖，打算靠新杂志《新生》翻动风潮。然而印刷厂的债主催上门，计划被迫停摆。好友钱玄同忍不住劝他：“树人，你也别死磕石头了，你这支笔比凿子锋利多了。”这句话像火星落在枯草上，《狂人日记》旋即问世，拉开了新文学的帷幕。
北方寒风劲烈的1924年早春，北京师范大学礼堂济济一堂。他讲《小说史略》，一口绍兴腔里夹着日语外来词，台下一个女学生频频举手提问。课后，她追到门外递上一张纸条——那是许广平。他没多话，只说：“信我会写回去。”此后，南北两地鸿雁来回，情谊在纸上渐渐滋长。1926年秋天，两人被迫分居，火车开动时，鲁迅透过车窗冲她点点头，“别怕，有我在。”一句轻声安慰，让许广平握紧了手中的书信夹。七年后，上海海格路的小屋灯火通明，婴儿的啼哭划破深夜。助产士低声说：“保大人，孩儿自有福。”鲁迅转身取来一盆素雅白兰，放到病榻旁，“给她些香气，也给这世道一点清洁。”

那几年，他的工作不只在稿纸上。出版商常求他设计封面，他便把碑帖里练来的线条移到铅字与木刻上。淡墨勾勒的几笔，使原先呆板的教科书忽而有了锋棱。有人笑他“不务正业”，他摇头说：“书的外貌若都没精神，里边的话还有什么力气？”在推广新兴木刻时，他把自己置于学徒位置，拉来青年画家同坐在油墨味里摸索。如今那些扉页上的“鲁迅体”小楷，依旧在旧书摊上闪着冷峻光泽。
1932年的一个傍晚，朱自清第三次登门。室内烟雾缭绕，他推门看见鲁迅正伏案改稿，旧藤椅被磨得发亮。交谈间，朱自清忽然止住，默默端详那张瘦削的脸——额头笔直，颧骨高踞，微带青灰，眉眼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静。朱自清后来写道，这张脸让他想起了《狂人日记》里那位在黑夜中呼号的人，“像一盏微颤的灯，硬是逼人睁开眼。”尽管如此，当家中小猫跳到桌上，鲁迅却轻声说道：“别吓着它。”两种神情切换，令人恍若面对两个世界。

1936年10月19日凌晨，心脏停摆之前，他仍嘱咐友人整理未完稿件。屋外的梧桐叶被秋雨打湿，拍打窗棂。朱自清在悼念文章里写，三次会面不过短短数载，却足够证明，那副冷峻面孔并非为了震慑后人，而是长年与世相搏后留下的铠甲。他的锋利、他的温厚、他的多手艺，都从绍兴狭巷一路走来，带着旧时代的尘土，也带着对未来的倔强憧憬。在他看来，写字、讲学、刻版、设计，都是同一件事：让更多人觉醒，哪怕只是抬起头，看一眼夜色外可能的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