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陕西一位农民建房时挖出骨骸，竟发现死者中有毛主席的亲侄毛楚雄，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1946年七月下旬，汉水两岸雨刚歇，中原突围部队却陷进新的僵持：数万解放军被胡宗南重兵层层围堵，弹药见底，急需争得喘息。临时司令部里，李先念和王震摊开地图，商量“以谈判拖时日”的权宜之计。小分队要南下赴西安，举着“接洽”旗号迷惑对手，为主力争取横渡秦岭的一线生机。要去的都是精干之选，还得配几名机灵的新兵做警卫。
报务班的木桌边，19岁的毛楚雄正敲着电键。身形清瘦，手指却稳得出奇。这一年，他参军才满一年。外人只道他勤快，其实不知这位年轻兵的身世——父亲毛泽覃在瑞金黄鳝口殉国时才29岁，母亲周文楠因地下交通任务被捕，襁褓中的他几乎被弃于狱中。外婆周陈轩推着小车把外孙救走后，带回韶山。日子清苦，老人却笑着给孩子讲井冈山、讲三湾改编，讲父亲如何冲锋。那时的毛楚雄，总是抱着草编的书袋边走边背《可爱的中国》。
抗战胜利那年秋天，王震率南下支队穿过湘潭。队伍里缺报务员，刚满十八岁的毛楚雄扛着被褥追到渡口：“同志，带上我，我能打电报！”王震上下打量：“瘦得像根竹竿，还行吗？”少年咧嘴：“行！”王震点点头，“老毛的侄子，不娇气！”

“夜里不熄灯，你撑得住？”
“撑得住！”
“那就别掉链子。”

几百里行军，毛楚雄挑水、背米、还要在夜里值班收发报。别人劝他歇歇，他嘿嘿一笑：“多练两下，等真打起来，可别误事。”果然，很快，他就成了司令部报务骨干。王震看在眼里，思忖再三，将他列进赴西安的谈判小队——一来掩护身份，二来保证电台不断线。
8月9日，代表团抵达宁陕县江口镇。岑运应的181团列队在魁星楼前，军乐嘹亮，场面客气得近乎热情。可入夜后，密电从西安的绥靖公署传来：对方要求“严密看管，待命处置”。第二天黎明，韩清雅带人押走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枪声闷在雾气里，河滩迅速归于寂静。镇上老人后来回忆：“像打雷，一下就没了。”

档案里却只留下冷冰冰一行字：“途中失踪”。那一年，毛楚雄19岁，连军装上的校尉帽徽都还亮着。江口镇的老民团丁长久不语，年轻的搬运工石友成却悄悄记下埋尸之地：城隍庙下游百米的河曲沙洲。
时间推到1976年。东江口的社员修牛栏，铁锹触到硬物，翻出四支残破手枪和几截白骨。没人敢声张，只得用两只大瓷缸装好，埋在河岸那棵老核桃树旁。消息悄悄传进县里，但“解放初就说丢了好些干部”，线索依旧模糊。
直到1984年，中央党史部门与陕川两省会同中原突围老战士组队查访。调查员找到当年的副乡长邓耀俊，又寻到年逾古稀的石友成，逢人便问：“那几具骨头还记得吗？”石友成颤声答：“记得，埋在那颗核桃树下面。”

更关键的证据藏在成都军管会旧档。卷宗记载：原181团少校韩清雅因“枪决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三人”于1949年被判刑十年。档案、证词与遗留手枪编号全部吻合，三位烈士身份至此坐实。李先念获悉后提笔写下短文，称三人“未及弱冠，已识民族生死大义”。
1986年，宁陕县江口中学后山修起一座小小陵园。碑上刻着三行同样简洁的名字，没有花哨的生平，只标注牺牲时间：1946年8月10日。毛楚雄的亲人终于有了可以凭吊的地方，而那棵见证过枪声与掩埋的老核桃树，如今站在陵园旁，年年开花，仿佛在提醒来者：硝烟散尽，真相不会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