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在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公元675年秋，长安国史馆里灯火通明，数十位史官伏案抄录。几位老吏低声议论：“又是‘临修’，哪天才能动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样的抱怨，彼时年仅十五岁的刘知几已默默听了多年。唐代史书必须先提交主事官员审改，字句常被删削，褒贬亦随权势而异。制度虽可保守密，然而也让真实与独立的距离越来越远。
史家出身的刘家，对这种约束最为敏感。祖辈从北齐、隋直至初唐，一路执笔，积攒了厚重的案牍经验。刘知几幼时，父亲刘藏器执卷训子，“史不可以妄言”是家规，却不许抄成死板口诀。兄长讲《左传》时，他忽问：“若诸侯皆称公，何以辨其轻重？”兄长张口结舌。父亲虽心生恼火，还是把各朝实录一卷卷递来，让他自寻答案。少年在尘封简牍里发现：体例之纷乱，比文字之难更令人头疼。

及冠，刘知几登科入仕，被选入史馆。馆中实行“几人共笔”，先由下属草撰，层层过目，最后定稿。日复一日，他觉得自己像是磨墨匠。一次校对《高宗实录》，他坚持把“营缮无度”记下，主事却批红退回。“小刘，想保乌纱就别太较真。”同僚私劝。他沉默，只留下一句：“史若不真，纸墨皆虚。”旋即请调闲职，将日常修纂托付给好友吴竞，独自闭门十载，转而整理先秦以降数百种史籍。

那部奇书后来被称作《史通》。它没有按时间顺序铺陈，而是把前人所有史书分作六大类：记言、编年、国别、传注、通纪、断代。分完之后，他回头逐一比对优劣。最精彩的一章，专门分析纪传体为何能胜出。西汉司马迁以《史记》打破笺注、编年两种旧法，固然开山，可也埋下隐患。刘知几指出，通史若不加分期，疆域越广、年代越长，篇幅反倒显得捉襟见肘，人物被迫硬塞一处，读者经常“看着秦始皇，忽跳到汉武帝”，线索全乱。
他对《史记》的挑剔并非吹毛求疵，而是要给后辈一把尺子。有人问他：“既然《史记》是千古独步，你怎敢直言其短？”他淡淡回道：“是非曲直，惟史笔当先。”这一句后来被史学生口口相传。为了让史书听得见百姓呼吸，他提出“言近而可晓”，主张摒弃陈腐典故，多用当代口语；为了避免体例失衡，他推崇《汉书》的断代方法，“一朝一纪”，让统治与变革的节奏更鲜明；至于章名，他坚持按官爵、亲疏来排次序，以免英雄与草莽混杂无别。

最受后世重视的是他的“直笔”原则。班固在《汉书》中写哀帝奢侈，已算大胆，但刘知几要求更进一步——无论帝王将相，史家都应如实写下光亮和阴影。他提醒同僚：“当年周公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皆可删乎？”这并非空谈。宋初，新修《五代史》时，欧阳修采纳了断代、纪传并行的格局，皇帝宠臣的谄媚被如实标出。再往后，清修《明史》、民国修《清实录》，皆沿用他制定的评骘与体例，史官虽对皇权恭谨，却总能在行文间留下隐秘却可靠的批评。
遗憾的是，《史通》完成后仍难摆脱时代局限。儒家等级观念深深嵌入篇章，他将陈涉归入“世家”而非“本纪”，正映射出唐人对“天命”与“礼统”的执念。然而正是这种矜持，也保证了后世官方史书的稳定框架，使大一统王朝更重视史学规范。

细读《史通》，先觉的是方法，其次是胆识。它告诉后来的史官：制度可以约束，但笔端始终有选择的自由；史料浩瀚，可只要理清门径，千卷竹帛亦能化为井然条理；情感可以节制，却不能泯灭判断。刘知几未能亲手刊行此书，716年辞世，书稿辗转三十年方刻印流传。等到北宋学者在开封书铺第一次完整读到它时，已是另一重天下，可那句“史若不真，纸墨皆虚”依旧敲在人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