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

清朝官员李圭站在一台机器前，看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台机器通体铁黑色，高不过一尺，宽约八寸。一个金发工作人员坐下来，十根手指落在键盘上。咔嗒。咔嗒。咔嗒。不到一分钟，一张白纸被抽出来，上面排满了整整齐齐的英文句子。

李圭伸手摸了摸那些字母键。二十六个。就二十六个。

他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汉字几千个，怎么摆？他在后来的《环游地球新录》里写下那句话时，笔尖一定停了几秒——“然而，不幸的是，它不能打汉字。”

五十年后，美国人把这份不幸画成了漫画。

1927年，《生活》杂志的插画师画了一台“中文打字机”。键盘长十二英尺。上面密密麻麻五千多个按键。打字员得坐在一个高台上，像个将军一样俯视键盘。这幅漫画被做成可折叠插页，成了那期杂志的爆款。整个西方世界传遍了。有人笑着说，中国人打字得练十年才能找到按键在哪。

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直到汉字差点被联合国抛弃。

1949年前后，有美国学者公开建议：联合国应该取消中文工作语言资格。理由是——电子计算机只有256个字符位。英文字母够用。俄文字母改一改也够用。汉字呢？常用字就三千多个。

键盘上敲不出你的字。电脑里存不下你的字。操作系统不认你的字。你的文字，凭什么活下去？

那个时候，连国内都有人在喊“废汉字”。

但总有人不信命。

1974年，北京大学。王选接手了一个项目：让汉字进电脑。项目组只有几个人，设备是一台随时会崩溃的国产计算机。存储量七兆。而如果把所有汉字字形用数字点阵存起来，信息量是上千亿字节。

王选想了一个笨办法。他买来一大摞黑纸。用剪刀，一个字一个字地剪。一撇。一捺。一点。一横。剪完拍照，照片输入电脑。每一个笔画都用数学方程式重新描述。起笔的角度。落笔的力度。弯折的弧度。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苦不苦。他说没想过。只记得过年的时候，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别人家放鞭炮，他们在改坐标纸上的数据。

1979年7月27日。第一张用激光照排技术打印的报纸样张出来了。名字叫《汉字信息处理》。那张纸现在保存在博物馆里，已经发黄了。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差不多同一时间。河南南阳。

王永民在科委上班，日子过得不咸不淡。直到有一天，单位进口了一台日本汉字排版机。工作人员演示的时候打错了一个字，想改，折腾了半天没改过来。王永民当场说了一句：这机器不行。厂里的人脸黑了。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回家以后他跟科委主任说：给我三千块钱。主任问：够吗？他说：够。

他买来一摞卡片纸。开始拆汉字。把一个字拆成几个部分。把一万两千个汉字全部拆完。拆出来的卡片堆了十二米高。十二米。整整四层楼。

从一万两千个字里，他抽出了一百二十五个共同的字根。然后开始做键盘。六十二键。三十六键。二十六键。每减少一个按键，他要在旅馆住上好几天。不回家。不出门。光想。有时候想通了，半夜爬起来画图。有时候想不通，就盯着天花板发呆。

1983年元旦。河北保定一家小旅馆里。他完成了最后一次测试。二十六键。每个汉字最多敲四下。

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那天晚上我特别想吃一碗面条。

但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事情，发生在越南。

1951年，越南决定改用西方字母拼写本国语言。好处立竿见影。识字率从不到百分之二十，一路冲到百分之八十八。老百姓能读书看报了。文盲率降下来了。

代价呢？

过了七十多年。现在全越南能读懂汉字古籍的学者，只剩下个位数。个位数。四个人？五个人？随便一场车祸就能消失掉的那种个位数。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那些写在竹简上、刻在石碑上的文字。突然之间，没人看得懂了。有人把这件事叫做“文化断根”。没根的树，风一吹就倒。

2026年。手机输入法全面AI化了。语音输入一天用二十亿次。你对着手机说一句话，屏幕上跳出整段整段的汉字。方便。真方便。

但有个网友在一篇帖子下面写了句话——“拼音排第一的组词，经常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