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动提出自降职并让位给先到达的同志，后来却凭能力升任师长、纵队政委并荣获中将军衔
1945年9月末，嫩江平原的高粱还没来得及完全收割，齐齐哈尔城里却已传出多桩抢劫案。街角茶摊上，老乡压低嗓子嘀咕：“要是再没人管，可就一锅粥喽。”这种混乱，正是日本投降后东北留下的真空所导致。苏联红军撤走，旧警察四散，日伪散兵与地痞流寇趁机作乱，省城周边的县镇几乎夜不闭户。
就在这股乌烟瘴气中，王明贵提前三个月进了城。他原是东北抗联的劲旅头领，熟悉这片黑土地的沟壑与人情。枪声停后，他把老部下、民团骨干和铁路工人拼到一起，拉起一支“嫩江人民自卫军”，勉强维持秩序。缺衣少弹是常态，但起码百姓心里有了个主心骨。

延安并未袖手旁观。10月初，东北局在沈阳挂牌，彭真、伍修权等人带来的，是一套覆盖全东北的党政军架构。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座要地被划为卫戍区，用意很简单——先把拳头攥紧，再向南北两翼伸展。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的任命落在吴富善头上。这位出身红军、转战华北的干部，熟悉正规军建设，却对北满的复杂生态一无所知。

吴富善赶到齐齐哈尔那天，脚上还沾着列车跳车时的煤灰。迎接他的刘锡五一句话便点破了尴尬：“城里已经有人先挑起担子。”另一边，王明贵听说来了位“军区派的大领导”，皱着眉在屋里踱步。三天后，两人见面。王明贵开门见山：“老兄，我这摊子草台班子，你若接手，我绝对没二话。”吴富善摆摆手：“先别急着谈谁当家，先把匪情压下去才是真。”这一席话，两人心里都松了口气。
很快，齐齐哈尔出现了一个颇具弹性的安排：王明贵继续统领嫩江军区，负责地方武装与群众路线；吴富善所辖卫戍区，则归军区统一节制，并专攻军事训练、接收日伪残部。四个军分区——讷河、泰来、林甸、龙江——随即挂牌，地方干部也在刘锡五牵头下充实到各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份互补式分工，既保留抗联的群众基础，又接上中央的指挥链，比生搬硬套的“一刀切”更灵活。

接下来是真刀真枪。匪患尤以江桥、富裕、林甸一带最烈，那些散兵游勇混着地头蛇，动辄聚众上百，白天打家劫舍，晚上袭击车站。警一旅迅速整编：两个步兵团外加新组建的骑兵连，连夜出发。剿匪方案不搞大兵团对推，而是“麻雀战”——分散搜索、合围堵截。一个多月里，大小战斗四十余次，缴得轻重机枪百十挺，匪首被歼三千出头，富裕、林甸、龙江三县再度插上红旗。有意思的是，当地百姓最先注意到的不是枪声停了，而是粮价不再一日三涨，“又能睡个囫囵觉”成了街头巷尾的新流行语。
剿匪告一段落，吴富善兼任警一旅政委、地委书记，主抓恢复生产；王明贵则腾出身手，指导各县军分区扩军练兵。1946年春，随着嫩江军区升格并入西满军区，齐齐哈尔卫戍区完成历史使命被撤销。外界以为两位主将此后要分道扬镳，其实不然——经验丰富的吴富善被调去筹建西满独立三师，半年后又空降第7纵队出任政委；王明贵则继续在地方军政线上深耕，屡次带新兵上前线。这种跨岗位轮换，在那个急需锻造干部的年代屡见不鲜，一面磨练指挥能力，一面让基层经验得以复制扩散。

1955年授衔，穿过阅兵场的吴富善已是中将，肩章上的两星一杠闪着光。他后来回忆那年初到齐齐哈尔的情景，说得颇为轻淡：“要说让位，不过分工不同罢了。谁先谁后都得听组织的。”这句看似平平常常的话，道出了东北解放初期那种既灵活又有纪律的独特气质——先到者的地气，后到者的体系，两股力量握成同一只拳头，才能把动荡中的嫩江省稳稳抓在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