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市长陈毅得知，自己的部下居然把一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占为己有，顿时勃然大怒，当即提笔批示了四个大字。这件事放在当时的上海，根本不是普通的纪律问题，而是新政权刚进城没多久，就面临的一次公开大考验。

1949年8月14日，上海某处刑场，25岁的欧震被执行枪决。他的职务是榆林公安分局军代表，进城还不到三个月，就走完了自己短命的一生。

两个月前，他还穿着新发的制服，走在刚解放的上海街头，看上去前途一片光明。他成了上海解放后，因反腐被处决的第一人，刑场上人山人海，老百姓亲眼看着这位“新干部”伏法，心里都有了底。

欧震这个人，打根上就有问题。他是江苏人，18岁就加入了三青团，早年在国民党青年军202师当过上等兵，后来又去浙江台州保安队当排长，之后还在国民党南汇警察局混过差事。

淮海战役前夕，他又加入杜聿明的部队当连长，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被俘后，他哭着谎称自己是被抓壮丁被迫当兵的，骗过了解放军，经过短期教育改造就被释放了。

这条路走到这儿还算正常，但欧震做了一件后来要命的事——他把自己这段复杂的国民党任职历史，全部隐瞒了下来。

1949年初，他看到山东济南警官学校招生，就报名参加，凭着不错的考试成绩，加上隐瞒历史、伪造履历，顺利被录取，后来以“新干部”的身份，编入南下队伍，5月26日跟着队伍进了上海，成了榆林公安分局的军代表。

隐瞒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他心里清楚，这段国民党任职的历史会成为自己的绊脚石，所以才主动造假绕过去。

带着这种不老实的心思进入执法岗位，迟早要出问题。

6月8日，欧震奉命前往榆林区一处住宅，执行搜查国民党遗留武器的任务。这户人家的户主，是原国民党空军电台台长毕晓辉，上海解放前，毕晓辉已经逃去了台湾，家里只剩下他的发妻和年轻姨太太朱氏。

朱氏才二十出头，模样周正，搜查过程中，就引起了欧震的注意。当时上级的决定是，对两位女眷从宽处理，教育一番就让她们继续留在家中，任务到这儿本可以圆满画上句号。

但当天深夜，欧震却独自折返毕家。他亮出自己军代表的身份，对着惊魂未定的朱氏施压、恐吓。朱氏吓坏了，赶紧拿出4枚银元，想花钱消灾，求他高抬贵手。

欧震收下银元后，更是得寸进尺，强迫了朱氏。

之后，他还找了当地留用的旧警察，在附近偏僻弄堂租了一间房，把朱氏藏在那里，打算长期霸占。

这件事最终暴露，纯属意外。有一天，欧震在办公室没事，就拿出那几枚银元把玩，没想到同事突然推门进来，他吓得慌忙把银元往抽屉里塞。

那个年代，全体干部都执行供给制，生活简朴，个人手里持有银元本身就很不正常。

再加上欧震那段时间经常夜不归宿、行为反常，同事心里起了疑心，就把这件事向上级作了汇报。

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接到汇报后，没敢大意，立刻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随后把情况上报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

李士英下令继续秘密深挖，一查之下，不仅彻底坐实了欧震强迫朱氏、敲诈银元的罪行，连他之前隐瞒的复杂历史也全被翻了出来。

调查结论送到李士英面前，他想起进城之前，陈毅市长特意强调的话：“我们是红的大染缸，要把上海染红，不要红的进去，黑的出来。”想起国民党因为腐败覆灭的前车之鉴，李士英痛心疾首，在报告上写下了一行字：“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

之后，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批示“执行枪决”，副市长潘汉年也函示“此犯自应枪决”。

7月14日，李士英和副局长扬帆亲自起草判决书，呈报陈毅市长核示。陈毅看完卷宗，怒火未消，提笔写下“同意枪毙”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这四个字的份量，在1949年的上海格外重。旧政权刚仓皇撤离，新政权才刚刚站稳脚跟，整座城市里，有无数双观望的眼睛。

老百姓见多了“换旗帜不换作风”的情形，对新来的共产党人到底能不能管住自己、能不能清廉执政，大多数人都是将信将疑。而欧震案的处置方式，给了所有人一个明确的回答：共产党人绝不姑息腐败，哪怕是自己人，犯了错也绝不轻饶。

《解放日报》随后在显要版面报道了欧震伏法的消息，还发表了《革命纪律不容破坏》的短评。这不仅仅是一篇新闻报道，本质上是一次公开的政治表态：对自己人动真刀，不搞内部消化，不低调遮掩。

从李士英、刘永祥，到宋时轮、郭化若、潘汉年，再到陈毅，整条处置链条没有一个环节松动，这种铁面无私的处置方式，在当时就是有意为之——要让上海百姓看到，共产党人的纪律，是来真的。

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欧震最终暴露，不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强迫朱氏，而是因为那几枚不起眼的银元。

他以为进城穿上制服便翻身，可投机贪色的本性，在党纪面前无处遁形。
此案是上海解放后首个标志性反腐案，陈毅的四字批示，为新政权划定纪律红线：触碰底线必受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