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护卫连不救反逃致我军代表团被围，毛主席下令对责任人直接枪毙！
1947年5月中旬的黎明，热河赤峰以西的草木尚未返青，风从阴冷的山洼刮来，卷起尘沙。就在这片并不起眼的柴胡栏子村，一支七十余人的行队匆匆驻下，他们是刚参加完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党代表会议的冀东代表团，正赶回前方各自的指挥部。此时的东北战场态势紧绷：国民党第93军扼守赤峰，土匪与溃散残兵横行，交通线上时有劫掠。分区首长临行前反复告诫：“路短，不可大意。”然而人人都清楚，路再短，也可能要命。
护卫任务由二十二军分区的一个骑兵连承担。70来号人，清一色步骑混编，快枪有余，重武器短缺。指挥员将主力安排在五里外的彩凤营子，方便机动，说是“有事好集结”。代表团自身只留了一个警卫班，再加上背包里那一摞急待送回前线的电报、作战计划、干部调令，行装沉重，却不敢有片刻耽搁。

半夜三更，村口的土屋里灯火暗下，人们轮换守夜。天快亮时，南坡突然传来马蹄杂踏。哨兵两声急促的口令后，枪声撕开了晨雾。土匪加上溃兵，黑压压一片，人数至少是代表团的十几倍，还架着两挺轻机枪。对方想的是一网打尽，掠走文件，顺便捞条活路。屋内的干部们推倒桌椅、靠墙成环，几支长枪和零星的手枪抵不了密集火网，却能拖住对方脚步。木门被子弹击得碎屑四溅，李中权边卷起机要文件边嘱咐通讯员：“能烧的都烧，绝不能留下半张！”
外面情势愈发凶险，求援的两名战士骑马冲向彩凤营子，却在山腰处扑了个空——骑兵连早已策马逃进更远的山梁。事后有老人回忆，当时只见一队骑兵沿河套扬尘而去，“像赶集一样”。这句话后来成了审讯骑兵连连长时的铁证。对话不多，一个“跑到哪儿去了？”便让避战者哑口无言。

守村七十二人，终究撑不过枪林弹雨。为抢出突围缺口，只能背对山坡强行冲击。苏林燕和王平在冲锋开始的两分钟内倒下，胡里光在掩护侧翼时中弹不治。阳光刚刚洒在山头，阵地前的尘雾却裹着血腥气。李中权前臂受伤，却仍握枪断后。他们终于与赶来驰援的热北分区骑兵团会合，才算摆脱包围。统计结果冷冰冰：72人，22名烈士，其中5人是分区骨干，留下的空缺要靠前方院校与后方补训才能慢慢填补。
消息以最快速度报到分局，又转至延安。军委通电回批：“护卫弃阵，军法从事。”接到电令当天，分区军事法庭就地开庭，连长与指导员当晚正法，全连排以上干部通报处分。严酷，却无人喊冤。这一年，东北战场连轴转，林彪部队刚在三下江南中付出不小代价，若再让“临阵脱逃”蔓延，前线士气难保。军纪的利刃，必须锋利。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骑兵，救援的热北骑兵团不过比那逃跑之师多两挺歪把子，却敢迎着火线冲进村口，打到黄昏才撤。装备差距并未决定结局，真正分出高下的，是心里那根不能折的弦。后来有人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因逃战被军法处置的基干指挥员不下数百人，而这起案件被多次作为教材，理由简单——它让人看到，哪怕枪少子弹少，只要敢打，总能撑到援兵；反之，一旦动摇，溃散只在瞬间。

当年秋后，柴胡栏子周围的股匪被一一清剿，匪首被捕伏法。翌年春暖，地方党政组织为22位烈士迁坟立碑，木板钉就的简易棺木被换成松木新棺。村口的槐树下立起一座青石碑，正面刻着“东北民主联军冀东代表团烈士之墓”，背面密密麻麻刻着姓名、职务和年龄，最年轻的才19岁，最年长的45岁。碑文旁空出了几行，滂沱大雨冲刷后依旧空白，有老乡猜测，那是给后来人留的余地，提醒谁都可能在一念间被历史写进无字碑。
李中权康复后重返前线，直到解放后授衔。他提起那天的火线，总说一句话：“枪不在多，心若定，阵地就不会塌。”这句看似平常的感慨，被不少后来者写进了连史。与他并肩抗敌却未能归来的同志，如今长眠松柏下，名字也许鲜有人知，但当年的那场枪声，早已镌进东北解放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