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小队进入村庄展开扫荡，一位母亲和孩子经历了令人心碎的一天！
1945年1月下旬，胶济铁路以南的田野上积雪未融，地面冻得像铁。连续几周，日军第59师团被迫在长清、济阳一线反复拉网式“扫荡”，仓库空了，补给线也被八路军切得七零八落，炮兵中队只剩下不到二十发榴弹。军部电报催促他们想办法自筹粮秣，缘此，一场针对齐河县近郊小集市的炮击被迅速敲定。
午后两点多，坪内中佐站在地图前，手指顺着济南到德州的公路比划。他盯上的不是军事要地，而是标记为“农贸点”的小方块。那里每天都有周边十里八村的百姓来交换鸡鸭、芝麻饼和棉花，正好解决部队缺粮的燃眉之急。短促的命令下达后，炮兵中队调头向西，车轮在硬邦邦的土路上撞出刺耳的金属声。

五公里外，集市已经收摊。母亲和七八岁的儿子踩着雪渍往自家庄子走，篮里几根葱，一块豆腐。这对再普通不过的身影，被观测哨误判为掩护游击队的“信使”。“快，把炮口调过去！”坪内声音极短，宫崎敏夫伍长犹豫了一秒，终究照办。炮弹划过低空，在田垄间炸起一大片干土，碎树枝和雪沫溅得老远。
爆炸停歇后，木下军曹带几名士兵跑向落点，想先确认物资。母亲倒在松土里，小腿血肉翻起，一截骨茬刺破棉裤。孩子没哭，只死死搂着她。田边等人围上来，面面相觑，谁都知道这与战斗毫无关联，却没人敢违抗命令。田边抬脚踢断残骨，孩子扑上来咬住他的手背。尖叫之后，枪托重重砸下，小小的身体像麻袋一样被拖向弹坑。

两分钟不到，一切归于寂静。母子被推下炮洞，上面匆匆覆了薄雪。随后来到的金山曹长只留下一句：“弄完收拾东西。”几个人把篮子翻个底朝天，搜出半袋小米和两只冻鸡，又顺手拆了附近几户百姓的门板当柴火。傍晚，部队就地在一座废屋宿营，锅里煮着抢来的米，也算添补了行军口粮。
类似的场景在1945年的华北屡屡出现。补给枯竭的日军炮兵小分队常靠炮火威慑百姓，再用步兵“扫尾”抢粮。战术简陋，却有效；更深层的，是军纪与人性的彻底溃败。宫崎后来写下供词时提到，那一秒钟他确实想过“别打”，可抬头看见军官的眼神，喉咙像被钳住，最终只是扣动击发手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像他这样在忏悔录中描写“短暂犹豫又屈从命令”的兵士不下数百，他们有的来自北海道农家，有的曾是学生兵，但在侵华前线，却表现得惊人一致。

抢掠结束的第二天，中队继续向北移动，留下被毁的房舍与零落的脚印。几周后，日本宣布“加强华北持久防御”，却已无兵无粮可言；再过半年，投降诏书签字，大量日军被押往关外的战犯收容所。1949年冬，宫崎在抚顺第七分室写下《一月末之炮击》，页眉记着母子倒地的位置与时间，这份材料后来被列入《侵华日军山东暴行记录》第一辑。

抚顺档案馆现存的相关卷宗显示，仅第59师团官兵就填报了两百余件类似事件，炮击平民、抢夺粮食、纵火烧庄的情节如出一辙。学界据此判断：进入1945年后，受物资枯竭与绝望情绪双重驱使，山东地区的日军部队把传统意义上的“战术炮击”异化为“掠夺前置”，炮声成了通往仓廪的钥匙。齐河集市的母子，不过是这套残酷逻辑下无数牺牲者之一。
时隔多年，那片田地已恢复耕种，几株老槐树随风摇晃。地方志在“丙戌灾难”条目里，只简单留下十二个字：“敌军炮击，母子遇害，村民逃散。”然而，抚顺的纸页、幸存者的证言，以及散落在史料里的数字，共同叠加成铁板一块：那天下午的炮声，指向的不是战线，而是手无寸铁的庄户人家；这些文字，也在提醒后人，所谓敌后“扫荡”，本质上就是有组织的屠杀与抢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