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时期，他己是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许世友、王建安、陈锡联是他的部下，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授衔后，几位上将立正、稍休、向他致敬。
这位中将是谁？淡泊名利，一心为国。


广州军区大院里，常有人看见一位老将军骑着自行车进出。
车不新，速度也不快，院里的战士喊首长，他点点头，有时停下来聊几句。这个人是詹才芳。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若只盯着军衔看，似乎也就是共和国将星中的一员；可军中不少上将见了他，神情会自然收一收。李先念叫他“老班长”，徐向前认他是老战友，陈锡联、许世友、王建安这些人，对他一直有晚辈见老前辈的那份敬意。
肩章分等级，情分不按这个排。
詹才芳身上最重的一笔，不全是打了多少胜仗，而是他在别人命悬一线时，敢伸手。
陈锡联早年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他站出来保，说这个穷孩子十四岁就参加红军，一路跟着队伍走，不能这样糊里糊涂毁掉。谭知耕十五岁时，因为一只鸡和几句玩笑话惹来杀身之祸，他赶到关押处，把人直接领走，放在自己身边当勤务员。
1936年过草地，他自己发着伤寒，躺在担架上，听见草丛里有人哼哼，仍叫甘思和去看。发现是快饿昏的尤太忠，他把最后一点青稞炒面递过去，又让人扶上马。
很多年后，这几个人都成了将军。那时若没人拉一把，后来的履历根本无从谈起。
他为什么会这样护人，得往更早处看。詹才芳1907年生于湖北黄安黑石嘴村，少年日子紧巴，家里苦得很。1924年到武汉，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做校工，扫地、跑腿、打杂，白天忙活，晚上接触进步思想。
年底，他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回乡办平民学校，表面教书，暗里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军。李先念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他带上革命路的。
一个从穷窝里出来的青年，最明白穷孩子被命运逼到墙角是什么滋味，所以他后来见不得年轻同志被冤枉着送死。
1927年黄麻起义打响时，他还很年轻，却已经不是躲在后面的人。黄安、麻城两县两万余名农军和群众起事，他带三十人的突击队扑向黄安南门。
城后来失守，潘忠汝牺牲，他拿枪打到没子弹，又挥刀往外杀，最后只带三名战士冲出重围。
十二月下旬，队伍只剩七十二人，转到木兰山打游击。那段路没有半点传奇滤镜，剩下的都是饿、冷、伤、躲追兵。詹才芳就是从这种日子里熬出来的，后来从连长、营长一步步走到红军高级干部，不是凭运气。
他打仗，不爱耍花架子。
苏家埠战役时，敌军守着坚固据点，他和王树声带部队一寸一寸往前拱，挖交通沟，筑工事，用浸湿的篾条稻草挡子弹，硬把围困打成了耐力活。
四十八天下来，红军歼敌三万余人。到了抗战，他在晋察冀、冀热辽之间奔走。
陈庄遇险，他命学员队伍抢占地形，掩护学校、机关和群众转移；冀东反“扫荡”最紧的几个月，部队作战二百三十次，毙伤俘日伪军五千余人。
1946年安平镇起冲突，美军和国民党军闯入冀东防区并先行开火，他判断不能退，随即组织还击。
四小时后，对方丢下四十多具尸体撤走，后来又借飞机再扑上来，仍没讨到便宜。
真正把詹才芳推到大兵团指挥位置上的，是东北战场。
第九纵队秋季攻势打得不差，歼敌一万一千余人，缴获大炮一百三十七门；可冬季作战因御寒不足，冻伤严重，沟帮子、茶棚庵接连不顺，他也挨了批评。别人也许会急着解释，他没有，转头抓练兵。
1948年辽沈战役，第九纵队奉命插到锦州、义县之间，切断敌军联系，又夺下帽儿山。
十月十四日总攻锦州，尖刀连很快撕开口子，他带着警卫员往城里冲。三十一个小时巷战，第九纵队歼敌二点三万余人，还俘获范汉杰、卢俊泉。这个“翻身仗”，打得结结实实。
天津一役，也能看出他的脾气。
津南工事难啃，他先让四个团挖出约一万二千米交通壕，尽量少拿士兵性命去撞火力。进攻受阻，他命炮兵压制，再催突击队前冲。突破口争得发烫时，他对李中权说“咱们上”，自己就往护城河边去。
河水冷，棉衣湿，脚下冰碴咯吱响，他照样往前顶。
到1月15日中午，第九纵队攻占天津市政府，歼敌二点六六万人，缴获火炮六百一十四门、枪支一万二千九百五十支。
可他最难得的，还是功劳越大，身段越低。授衔时，有人替他抱不平，觉得以他的资历，不该只是中将。他不接这个话头，只说革命战争中死难烈士三百七十余万人，战场牺牲七十六万余人，能活着看见胜利，已经不亏。
特殊年代里，郭成柱受冲击，几天不吃不喝，他赶去苦劝，一直谈到天亮；1967年，周总理询问湖南还有哪些干部可以出来工作，他举荐华国锋，评价是老实可靠。
詹才芳不爱把自己摆在台前，临到晚年，仍像一棵老树，枝叶不张扬，根却扎得很深。
1992年12月2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