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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叶剑英曾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

[微风]叶剑英曾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叶剑英这话说得够狠,也够真,被点名的这些人加上一圈老帅,哪个不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脾气硬得很,主意正得很,可凭什么,大家最佩服的毛主席?
 
答案藏在一个动词里——“拢”,不是压,不是命令,是拢,拢的前提是:你得比对方看得更远。
 
1947年,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进攻,毛主席第一时间判断:中国革命已进新阶段,二十年来没解决的力量对比问题已根本突破,打辽沈战役,他不是头疼医头,而是抓住“切断东北与关内联系”这一战略枢纽,集中兵力击溃敌军精锐。
 
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从众多复杂问题中挑出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部分,集中力量解决,“走一步看一步”是他最深恶痛绝的工作方式。
 
但光看得远还不够,毛主席说过,任务写在纸上不算数,方法想出来也不算数,真正的关键在于持续跟进和执行。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在解放战争最紧张的阶段,他亲自指挥、时刻关注战局变化,确保每一道指令都落到实处。
 
所有任务的终点都是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方法论的另一面,你必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民众需求,才能做出科学决策。
 
新中国刚站稳脚跟,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铺开了,公私合营、合作化一波接一波,制度框架搭起来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该是啥样?内部还有没有矛盾?这条路该往哪儿走?
 
往远处看,苏联摆在那儿当样板,斯大林那套理论说得可满了,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完全匹配,矛盾基本没了,靠政治觉悟和道义一致就能一路高歌。
 
毛主席压根不信这套“天下太平”的说法,他看世界就是看矛盾,1956年,他写《论十大关系》,把重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积累和消费一条条摆出来,明确说社会主义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只不过性质变了。
 
同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拉下神坛,北京连着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书记处扩大会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登报,直接点名批评那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没矛盾的观点。
 
接着酝酿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话说得更透了,矛盾到处都有,敌我矛盾是一类,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类,不能混着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潭死水,得承认问题、分清性质,用制度内的办法去化解。
 
政党关系上,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协商搞参政议政,经济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把农业当基础,也要发展工业,沿海和内地都不能落下,文化战线打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不同声音留点空间。
 
中国在摸索中吃过大亏,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干劲一下子被点着了,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一起冒头,经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经验教训摊开来说,国民经济才一点点稳住。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后来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一头肯定初衷,一头承认对形势估计太重,方法简单粗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上的做法稳当多了,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一边更用力把社会主义建设好,让这套制度在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上拿得出真东西。
 
多年以后再看苏东剧变,从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到用所谓新思维取而代之,意识形态的地基一松,党乱、国散顺坡而下。
 
叶剑英提起那串名字,说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语气里带着笑,心里有杆秤,说到“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屋子里茶杯冒着热气,一圈人坐着,想到的都是几十年里一次次在矛盾面前拍板定下来的方向,那两个“佩服”是时间压出来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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