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曾三次邀请她出任重要职务却都被婉拒，比宋庆龄还难请，她为何选择拒绝？
1951年深秋，北京东长安街的教育部大楼灯火通明，文件堆成小山。全国中小学教师缺口逼近二十万，人事部门绞尽脑汁调配干部。就在这股“抢人风”里，一个名字被反复提起——王一知，这位已在上海吴淞中学担任校长的老党员，被点名第三次调京任要职。
那时她五十岁出头，头发开始花白。档案夹显示，她早在1901年诞生于湖南芷江，十四岁赴长沙省立二女师，靠刻章、绣花筹学费。1919年，五四的新思潮击碎了她“女子无用武之地”的旧梦，她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要读书，也要救国。”几句稚气横生，却成了一生的坐标。

1922年，她只身闯上海，白天在平民女校教课，晚上埋首《新青年》。工棚里传来的罢工口号，把这位瘦小的女教师推向更汹涌的前线。1925年“五卅”后，她加入工人纠察队，三年后又在广州起义中担任联络员。那一年，丈夫张太雷牺牲，留给她一个襁褓里的儿子和一句叮咛：“革命不成，毋顾我。”悲恸没有逼她退场，她用假名潜回上海，继续打游击。
抗战爆发，情报成了无声战场。虹口一条僻静弄堂，王一知借“湘绣行”做幌子，秘密架起三座短波电台。密码本藏在针线篓，收发员多是女学徒。一次电文外泄，日军突然搜查，她推开暗门，骑着旧自行车穿过法租界的乱石路，提前把方案送出。八年里，电台挽救过无数地下党员，也给重庆南方局提供了一手情报，连赴渝谈判的代表团都知道“沪上那位王老师办事牢靠”。
抗战结束不久，1948年初冬，她被叫到西柏坡。寒风里，警卫递来热茶，中央领导希望她留在根据地筹建新中国教育部的妇教司。她端起茶碗，只说一句：“我更适合在学校。”邀请作罢，她带着发电机的使用报告悄悄返沪。

1949年2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如火如荼，邓颖超亲自致电北平再请。有人打趣：“王同志，比宋庆龄还难请。”可她依旧摇头。4月，上海解放在即，市区接收急需懂基层又有威望的女干部，于是她被推上吴淞中学校长岗位。校舍破败，窗玻璃缺一半，下雨天走廊成河。她拎着水桶趟着水检查教室，深夜还给高烧学生擦身降温。一个学期下来，师生才知道，这位每天骑二八大杠的“王老师”，其实已是中央点名的处级干部。
1951年，第三封调令从北京飞来——教育部拟设基础教育司，请她担任副司长。王一知看了看刚补好的操场，又想起办公室里排队找她谈心的孩子，回电：“本人愿留教学一线，行政工作尚有贤者。”中央批准，职级不变，人留校园。

最能体现她理念的，是1955年那所编号为“一零一”的新校。背景很简单：首都大扩建，机关、部队、科研单位集中，子弟入学难；同时，大批郊区农民子女也需要更好教育资源。于是市里决定建一所“混编”示范中学。王一知受命筹校，两个月写下十几万字方案：学生一半来自机关、科研院，另一半从延庆、昌平的农村小学选拔；一律编同班、住同宿舍、同吃同操。有人疑虑重重，她淡淡一句：“共过风雨，更懂团结。”
校门尚未完工，她已把第一届新生领到操场，在黄沙飞扬中栽下一排泡桐。兴建食堂、添置物理实验台、组织农田劳动，每一步都挤在公务时间里完成。常有学生回忆，夜半灯下，她夹着厚厚的作业本踱步，见了瞌睡的孩子，会轻声说：“再咬咬牙，题目没什么大不了。”这份亲历亲为，连后来的年轻老师都自愧不如。

时间往前推三十年，一零一中学已送出上百名院士、将军和艺术家。有人统计，最早几届毕业生中，农村户口与干部家庭的比例几乎五五开，却在同一张成绩榜上你追我赶。不得不说，这种把城乡孩子放进同一间教室的做法，当时确是一种大胆的制度实验，而王一知恰是最合适的执行者：她懂得怎样在紧张环境中调动人的潜能，也懂得怎样让不同阶层的年轻人抬头看同一片星空。
1991年11月23日，90岁的王一知在北京病逝。整理遗物时，亲属发现抽屉底压着三份早已泛黄的任命书，旁边是一叠学生来信。数十年的光阴，厚厚一摞，角落磨得卷起。有人问那时的学生：“她最大的本事是什么？” 那人想了想，说：“她总把我们当未来的同事而不是备选答案。” 这句简短的评价，或许能解释她当年三度放弃高位的真正缘由，也为那段激荡岁月中的教育取舍写下了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