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坚决，态度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真正压到红军肩上的，不是一场普通失利，而是几乎把队伍推到绝境的湘江战役。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余人，打过湘江后只剩3万余人。
枪声停了，问题却没有停：谁来承担责任？以后还按老办法走吗？
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会议，就在这种沉重气氛中召开。屋子不大，话题却很重。
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长征初期为什么一路被动，军事指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绕不开。再继续含糊下去，后面可能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博古，本名秦邦宪，当时只有27岁，却已经是党中央总负责。他不是没有压力。
湘江之后，损失摆在眼前，作为主要负责人，他当然明白这份责任有多重。所以在会议发言中，他更多讲敌人强、我方弱、环境险、配合难，试图把失败放进复杂形势里解释。
当时红军确实面对兵力、装备、补给上的巨大困难，国民党军队又层层围堵。
但真正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的是，如果只把原因放在外部，就很难回答一个更要紧的问题：为什么红军一再陷入被动？为什么原本灵活的队伍，打得越来越笨重？
凯丰的反对，则带着另一种味道。他相信革命理论，也相信苏俄经验。
正因为如此，他看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时，一开始并不服气。在凯丰眼里，毛泽东没有留过苏，也不是从正规军事院校走出来的人。
毛泽东谈山地战、运动战，谈避实击虚，谈根据地和群众，这些来自中国战场的经验，在凯丰当时看来，似乎不如书本上的理论“正统”。所以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很直接，也很坚决。
这场争论有名，不只是因为话说得尖锐，更因为它把两种思路摆在了同一张桌子上。一种更习惯从现成模式出发，另一种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
到底哪条路能走通，会议上可以争，但最终要由战场来回答。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不是漂亮口号。
他抓住的是红军最现实的病根：硬拼不行，机械防御不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不行。红军人数少、装备差，如果还用呆板办法同强敌消耗，就等于拿自己的短处碰敌人的长处。
周恩来在会上也作了军事副报告，并承担了相应责任。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改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此前在军事指挥上影响很大的“三人团”。这一步不是简单换人，而是让红军重新找回适合自己的打法。
凯丰当时并没有马上想通，一个人多年形成的认识，不可能听完几次发言就立刻转弯。他对毛泽东的怀疑，既有理论上的固执，也有年轻干部常见的锋芒。
可历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给人太多空谈空间，会议刚结束不久，红军仍在险境中行军作战。接下来的四渡赤水，成了最有力的说明。
红军忽东忽西，虚实转换，几次跳出敌人的判断。面对数十万追堵兵力，毛泽东没有同敌人硬碰硬，而是利用敌人部署迟缓、判断失误的空隙，把被动一步步扳回来。
后来巧渡金沙江，红军终于摆脱重围，战略处境明显改变。这时，凯丰看到的已经不是会议桌上的观点，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原来他认为“不够正统”的办法，偏偏救了红军；原来他觉得过于依赖经验的打法，偏偏能在复杂局面里打开生路。认识的转变，往往不是被人说服的，而是被事实一点点推过去的。
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分裂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这个变化说明凯丰并不是固执到底的人，他曾经反对得很硬，后来也能承认原先看法有问题。
对革命队伍来说，这种能从实践中修正自己的态度，比从来不出错的表面形象更重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凯丰继续在宣传战线工作。
博古的人生也没有停在遵义会议。他后来继续从事新闻、宣传和统战方面工作。
遵义会议的意义，也不能简单理解成某一个人赢了争论，更深一层看，它是中国革命从照搬经验走向独立思考的重要关口。红军在失败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在失败中逼出了清醒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