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国军上将钱大钧怒气冲冲的闯进了军统湖北站，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拔枪打死了副站长：“谁告黑状，这就是下场”。

满屋子的军统特务瞬间僵在原地，没人敢上前阻拦。钱大钧收起配枪，带着两名贴身护卫转身离开，留下一地狼藉和惊慌失措的人群。

这件事的发生绝非偶然，钱大钧与戴笠之间的矛盾，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1932 年 3 月，钱大钧被任命为第十三军军长，率部驻守热河防备日军南下。

戴笠未经钱大钧同意，擅自派遣七名特务以军事联络员身份进入第十三军，暗中监视各级军官言行。

钱大钧得知后立即下令扣押全部特务，没收特务证件和通讯设备，派武装人员将他们押送回南京，还亲自写信向蒋介石痛斥戴笠越权妄为。

戴笠因此对钱大钧怀恨在心，多次在蒋介石面前诋毁钱大钧，但没有得到回应。

1934 年 1 月，钱大钧调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戴笠想在总司令部设立直属特务处的情报站，全面接管鄂豫皖地区所有情报工作。

钱大钧坚决反对，认为军事情报必须由参谋处统一负责。

两人在总司令部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最后闹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采取折中方案，让参谋处负责军事作战情报，特务处负责政治情报和反间谍工作。

这次冲突让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戴笠私下对心腹说，总有一天要让钱大钧栽在自己手里。

1938 年武汉会战爆发，钱大钧临危受命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当时很多人质疑钱大钧是陆军将领，外行领导内行。

但钱大钧上任后迅速整顿纪律，规范训练体系，架设七座陆空联络电台，还在 5 月指挥了中国空军首次远征日本本土的行动。

钱大钧挑选徐焕升、佟彦博等八名政治素质过硬、飞行技术精湛的飞行员，驾驶两架马丁 B-10 轰炸机，拆除炸弹架、机枪塔等不必要装备，装载一百多万份反战传单。

5 月 19 日下午，两架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经南昌、衢州到达宁波栎社机场加油，当晚 11 时 48 分起飞前往日本。

5 月 20 日凌晨，飞机到达长崎上空开始投洒传单，随后又飞往福冈、北九州等城市继续投洒，整个过程没有遭到日军有效拦截。

上午 8 时 48 分，两架飞机安全返回南昌机场，随后于上午抵达汉口王家墩机场。

这次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钱大钧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刘培初作为戴笠的心腹，一直负责监视武汉地区的军政要员。刘培初看到钱大钧权势日盛，又知道戴笠与钱大钧的旧怨，便想通过扳倒钱大钧来讨好戴笠，换取晋升机会。

刘培初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收集所谓证据，诬告钱大钧利用职权贪污抗战物资，还暗示钱大钧暗中勾结地方势力。

更过分的是，刘培初还截获部分空军作战情报，转手卖给商人从中获利。

钱大钧很快得知了刘培初的所作所为。钱大钧没有立即发作，先派人逐一核查航空委员会的账目和物资流向，确认自己手下没有贪污行为后，又收集到了刘培初倒卖情报的确凿证据。

钱大钧带着证据直接来到军统湖北站找刘培初对质。刘培初以为在自己的地盘，又有戴笠撑腰，不仅矢口否认所有指控，还当众讥讽钱大钧是靠资历混日子的老家伙，扬言蒋介石早晚弃用钱大钧。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钱大钧，钱大钧没有再多说一句，直接拔枪击毙了刘培初。

消息很快传到戴笠耳中，戴笠勃然大怒。自己的心腹在军统的办公地点被公开枪杀，这无异于当众打了戴笠和整个军统的脸。

军统上下人心惶惶，都等着戴笠给一个说法。戴笠连夜整理所有材料，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蒋介石的官邸告状，要求严惩钱大钧。

“在政治斗争中，私人恩怨常常与公共事务纠缠不清。” 戴笠坚信这次自己占尽了道理，一定能让蒋介石重罚钱大钧。

但戴笠没有想到，几个月前那次跨越东海的远征，已经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武汉会战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空军的作战离不开钱大钧的指挥。这场围绕着枪杀事件展开的权力较量，最终的走向早已超出了戴笠的预料。
本文内容来源：《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2011 年版；《钱大钧传》，团结出版社 2015 年版；《戴笠传》，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