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气象领域绕不开的大师，是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从天气预报到防灾减灾，从农业规划到生态文明，处处都有他留下的根基。他就是被尊称为“中国气象学之父”的竺可桢。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竺可桢：观风云探地脉，把论文写在山川湖海间）

1890年3月7日，浙江绍兴的一个小商人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谁也没想到，这个名叫竺可桢的孩子，日后会成为掌控中国气象与地理命脉的泰斗。

他的父亲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观念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进了竺可桢的心里。

在东关镇毓菁学堂，他遇到了恩师章镜尘，从此开启了学霸模式。

1905年，他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东湖书院，后又转战上海澄衷学堂，在那里结识了后来的大学问家胡适，两人成了同窗。

竺可桢的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

1908年，因替同学出头，作为学生代表要求撤换不称职的老师未果，他愤而转学至复旦公学。

同年，母亲的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但这些挫折并未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1909年，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选择了在当时看来颇具前景的土木工程。

1910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费生，远渡重洋，进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深造。

在美国，他不仅埋头苦读，还和同学们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考察水稻与甘蔗的种植，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习惯，伴随了他一生。

1913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农学学士学位，但他并未止步，而是继续在哈佛深造，攻读气象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期间，他加入了赵元任发起的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月刊编委，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18年，他在美国《每月天气评论》上发表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并正式获得博士学位。

此时的他，已是学贯中西的青年才俊。

学成归国后，竺可桢没有留恋国外的优渥条件，而是毅然回到祖国，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

1920年，他与张侠魂女士结婚，并受邀前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在东南大学，他创建了地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培养了第一批火种。

1925年，他离开东南大学，潜心编撰《气象学》，并于1928年正式出版。

同年，他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首任所长，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中国近现代第一个气象台。

这标志着中国气象科学开始摆脱依赖外人的局面，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6年，竺可桢的人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上任伊始，他便提出了“求是”作为校训，强调追求真理、忠于真理。

战争的阴云很快笼罩了中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迁之路。

他们穿越江南水乡，翻越赣、湘、粤、桂、黔五省，行程两千六百多公里，最终在贵州湄潭安定下来。

在这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竺可桢不仅要操心学校的生存，还要面对个人的巨大悲痛，1938年，他的次子竺衡和妻子张侠魂相继因病去世。

但他强忍悲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办学中，使得浙江大学在战火中奇迹般地崛起，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将余生献给了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他主持制定了自然科学奖励条例，推动了全国科研机构的发展。

1962年，72岁高龄的竺可桢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他把自己比作“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决心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奋斗到底。

竺可桢的学术贡献是全方位且开创性的。

在气象学领域，他率先对台风进行了科学分类，提出了季风理论与季风系统概念，奠定了中国区域气候和自然区划的基础。

他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将中国划分为八大气候区，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经典。

在历史气候学方面，他更是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自1925年起，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通过查阅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

结合考古发现，最终在1972年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这篇论文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中国在过去的五千年间经历了多次冷暖交替的周期，推翻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气候恒定的论断。

英国《自然》周刊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研究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除了宏大的气候研究，竺可桢还是一位极其细致的“观察家”。

从留学回国后的1921年开始，他坚持写了53年的气象日记，从未间断。

即使在抗战逃难的路上，他也会在日记中记下当天的天气，“晴转多云，东风一至二级。”

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直到1974年2月6日，他病危住院的前一天，还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记下了当天的气温和天气情况。

次日，这位科学巨匠与世长辞，享年84岁。

竺可桢的一生，是“求是”精神的完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