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曾面临被国民党军逮捕，意外的是，他们的严重腐败竟然让他成功逃脱！
1935年早春，庐山会议刚散，蒋介石在致前线密电中划出重重红线，要求各路部队“清剿南方残匪，务必生擒陈毅”。通电发出不到一周，十几个师向赣粤崇山间合围，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像要把山林画穿。外界看着声势浩大，可真正落到班排一级，却是另一番景象。
长征后，中央红军主力已向西突进，原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与项英领着不足两千人的留守部队，在瑞金、寻乌一线兜转。缺药，缺粮，更缺子弹，只能依山而动。日里，游击小组用麻线系空罐头盒做报警器，夜里，则散铺稻草卧于山腰。当地百姓私下议论：“这支队伍人不多，脚印却遍地。”正是这种见缝插针的打法，让蒋介石屡屡抓空。

4月中旬的一次突围最惊险。陈毅身边只剩一名叫刘兴的警卫员，两人翻过平远县北面的岗背，天色突暗，背后枪声逼近。水沟里芦苇正旺，陈毅索性钻了进去，浑身湿透。刘兴低声嘀咕：“首长，真要硬拼吗？”回答是一声简短的“等等”。他们不知道，搜索的正是受“生擒”密电刺激而来的一个国民党连。

连长先把望远镜架起，灰蓝色制服在芦苇外摇晃。他喊了句“谁去？”——声音不高，却透出推诿。排长装作爽快，立刻点名一班，班长再把任务往下压。士兵们在沟边踢了几脚泥水，报回一句“无人”。连长自觉交差有据，对上头填了“已彻查”。这一连串表面动作不到十分钟，草叶再没人拨动。夜幕合拢，搜捕队举起马灯就地扎营，居然没再靠前半步。
如果把战场当成一条链条，蒋介石位于最顶端，连长班长只在末梢。赏罚悬在空中，风险却实打实落在脚下。谁都明白，生擒意味着近身格斗，一旦闪失，军法从事；交差只需一张草草成文的报告。于是，“走形式”成了最稳妥的保险。试想一下，在密林、在沟壑、在民房暗角，多少次决定胜负的并非子弹，而是这条指挥链自身的摩擦力。

有意思的是，类似裂缝并非孤例。1927年9月8日，毛泽东赴浏阳张家坊勘察秋收起义路线，被当地民团截住。守兵听说是个“打仗的先生”，刀枪示警。毛泽东掏出几块大洋，说声“路上买茶”，团丁挠头晃神，脚镣松了，押送队便在夜色里丢了人。地方武装的松散、临时工式的忠诚，与八年后国民党连队的敷衍，异曲同工。
这些插曲叠加，映出国民党军队常年积累的结构性缺陷：上层命令越严苛，下层反而越怕承担责任；赏功无门，惩罚在前，推诿便成了生存本能。陈毅能在围剿圈里神奇脱身，毛泽东能在秋收前死里逃生，并非仅靠个人机智，更多是敌方链条在关键处的松动。南方三年游击战因此得以延续，后来又与北上的八路汇合，汇成全国抗战的一股劲流。

陈毅曾在回忆中说，敌军包围圈就像一张用旧的渔网，“缝大了，鱼儿就会顺水而去”。这话并非夸口。当年芦苇丛边短暂的静默，正是那张渔网出现裂口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