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恩来卫士被指盗取原子弹零件，总理面对这一指控究竟作何反应？
1966年8月下旬，西南群山间的906厂进入了不眠季节，警报器整夜闪烁，岗哨每十五分钟换班。两弹工程迫在眉睫，工序被切割成密不透风的“黑盒”，工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钥匙分三把，登记三道，理论上天衣无缝。偏偏变数就藏在最熟悉的人手里——9月3日下午，刚做完耐压测试的G-1107号能量转换容器被送进试压室，一只厚壁合金保险箱叮当上锁。几分钟后，值班班长郦福林上厕所，另一名操作员何家声去打饭，房门掩着。人一回来，箱体竟空空如也。报警哨声划破了山谷寂静。
厂区封闭，外人寸步难入，初步勘查没发现撬锁痕迹，现场整洁得像刚擦拭过。调查组连夜过筛进入试压室的职工卡，锁定三位在案发时无法提供确切去向的人：上油工段的许茂新和方艳润，以及膳食科长宋鲁川。前两人很快承认趁学习间隙溜到仓库谈情，时间吻合却无钥匙条件，只剩下那位独臂老人。

宋鲁川年近花甲，17岁参加红军，长征时负伤失去右臂，抗战中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1950年代分配到906厂主理膳食。老战士的履历本来是一张“清白证书”，可在那场浩大的政治运动里，谁也不敢拍胸口说自己绝对安全。隔离审查从当夜开始，他始终喊冤，却拿不出铁证。偏偏这时，一封匿名检举信送到了保卫科：“我看到宋鲁川把那个金属壳藏进米缸。”落款：宋小川——他的养子。
宋小川已二十四岁，因儿时高烧留下轻度痴呆，只会在食堂跑腿送饭。字迹端正、措辞规范的信件让调查员皱眉，但“口供”还是要取。他在灯光下唯唯诺诺，只说“我真看见了”，再问细节就结巴。专案记录里留下一句残缺的回答：“反正我看见……他拿走了。”

9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务院例会中，来自906厂的黄松汇报时提到部件失踪。周恩来抬手示意停下，会场顿时静若寒潭。会议间隙，他拨通公安部专线，“要人，要最强的。”当天夜里，专案组飞抵贵阳，直扑山中厂区。
侦查从钥匙入手。备份钥匙保存在保卫科金柜，登记本上写着：9月2日19时，保卫干事鲍远昌取钥匙“维修门锁”，3日清晨归还。纸面无瑕，但值星兵证实，归还时钥匙环少了一只。再看那封检举信，字迹与保卫科打印机的字距完全一致——宋小川从未用打字机。线索扭结成清晰指向：鲍远昌。

突击审讯前，人却失踪了。当天凌晨，护林人报告卧虎冈沟底发现尸体，正是宋小川，颈部勒痕清晰，作案时间不超过36小时。灭口的动机呼之欲出。嫌疑人名单迅速压缩到掌握钥匙、熟悉线路、具备反侦察经验的鲍远昌一人。9月9日通缉电报飞向各省。

两天后，南京公安接报：大学宿舍出现陌生青年，言行可疑。抓捕时，他正翻看列宁文集，床底藏着加铅工具箱，内里赫然是G-1107。金属外壳没有新的划痕，封识未毁。审讯里，他低头承认：企图将部件化整为零卖给境外，事成后拟潜至香港。问到灭口原因，只低声嘟囔一句：“他要乱说话，我就完了。”
11月上旬，遵照最高司法机关批复，鲍远昌与帮凶邵古滨伏法。906厂召开万人大会，判决书宣读完毕，G-1107再度封入新造的三段钥匙保险柜。厂区随即全面整改：试压室改为双人双岗，备用钥匙履行交叉管理，所有保卫人员重新审查背景并轮岗，精神体检列为年度必检项目。自此，906厂再未出现同类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