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4岁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待了3年，被保释出狱。51岁的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岂料，周作人不领情，还诋毁说：“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国难当头无数文人毅然南下，哪怕颠沛流离，也不愿在日寇铁蹄下苟活，胡适、老舍、茅盾等人纷纷启程，连一向温和的梁实秋，也毅然告别北平。

作为北大教授、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当时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好友胡适多次写信劝他南下，言辞恳切：“你名气太大，又是鲁迅先生的弟弟，我们快一起走吧。”

可周作人偏偏不为所动，他给出的理由是“家人走不开”，实则内心早已打定主意：日本文化是他的精神归宿，加上有日本妻子，留在北平搞研究，不会有任何问题，他天真地以为，文人可以脱离政治，关起门来做学问，就能独善其身。

现实很快给了周作人沉重一击，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他的名气，想让他出面“装点门面”，起初周作人还能推脱，后来日本人直接派兵将他“保护”起来，软硬兼施，1940年周作人终究没扛住诱惑与压力，出任汪伪政府华北教育督办，彻底沦为汉奸。

那段时间，周作人日子过得风光：既能安心做研究，又能借职务之便帮日本人筹款，自己捞了不少好处，可他忘了民族大义从无“折中”选项，一时的苟且，终将换来终身的耻辱。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入狱，从文坛大师到阶下囚，不过短短数年，全是他自己的选择。

1949年，64岁的周作人服刑3年后被保释出狱，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往日风光：声名尽毁，无家可归，身无分文，走在上海街头，人人避之不及，对文人而言失去名声，比失去生命更痛苦。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转机出现了，一家出版社看中了周作人在监狱里写的72首《儿童杂事诗》，觉得文字清新，充满童趣决定出版，但有个条件：必须配插画，否则没人愿意买。

周作人心里不悦，觉得自己的大作不该“配图”，可饥饿压倒了清高只能答应，而出版社找到的配图人选，正是当时上海文坛声名显赫的丰子恺。

彼时51岁的丰子恺，师从李叔同，为人温和宽厚，信奉慈悲善良，他知道周作人的汉奸过往，也清楚两人立场迥异，却不忍看着一位老人因困顿走投无路，他没有计较民族立场的分歧，也没有追究过往是非，只以文人的恻隐之心，答应帮忙配图。

当时与周作人划清界限的文人不在少数，丰子恺愿意帮他，甚至冒着不小的舆论风险，可丰子恺不在乎，他只用十多天时间，就画出69幅插画，笔墨简淡，生动传神，完美契合诗中的童真童趣。

1950年《儿童杂事诗》在《亦报》连载，新颖的小诗搭配丰子恺的漫画，瞬间引爆读者，报纸销量大增，后来诗集汇编出版，更是一版再版，成了周作人出狱后唯一的收入来源。

可以说没有丰子恺的引荐与配图，周作人这些诗根本无法顺利刊发，他的晚年生活会更加窘迫，这份帮助不带功利，不图名声，纯粹是善意之举。

按理说，周作人该对丰子恺感恩戴德，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不仅不感激，反而在多年后私下诋毁，尽显凉薄本性。

1963年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直白地吐槽：“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形似学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却不懂真正的滑稽趣味，”甚至嘲讽丰子恺的画“可取者不过十分之一”。

这番话，不是公开的艺术探讨，而是关起门来对恩人的恶意贬低，周作人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两个原因：其一内心的清高与自卑交织，他自负是“日本通”，觉得丰子恺仅在日本待过10个月，艺术造诣远不如自己，不屑于承认对方的帮助。

其二掩饰自己接受接济的难堪，他无法面对自己落魄时靠“看不起的人”帮忙度日的事实，只能通过贬低对方，维持自己可怜的自尊。

更让人唏嘘的是，后来两人又因《源氏物语》产生交集，1961年丰子恺接到翻译《源氏物语》的任务，而周作人只能负责校对，周作人对此极度不满，觉得自己才是翻译此书的最佳人选，多次抱怨丰子恺“不懂《源氏物语》”。

从学术角度看，周作人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确实深厚，他的质疑有一定道理，可他不懂读者，也不懂艺术的多样性：丰子恺用传统话本小说的风格翻译，语言通俗流畅，既保留日本文学的神韵，又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一出版就深受大众喜爱。

而周作人一生困在书斋里，孤高自傲，看不起贴近大众、温暖朴素的创作，他始终不明白：真正的艺术，从不是曲高和寡，而是能打动人心、传递善意。

1967年周作人离世，终年82岁，他的一生才华横溢却气节尽失：抗战时附逆叛国，落魄时忘恩负义，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人提起他，更多是批判与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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