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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戴笠的儿子戴善武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即将被执行死刑。被枪毙的时候

1951年1月,戴笠的儿子戴善武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即将被执行死刑。被枪毙的时候,他才36岁,浙江江山,一声枪响终结了戴笠独子戴善武三十六年的生命。

戴善武1915年出生在保安乡,是戴笠和原配毛秀丛的儿子,仗着父亲是军统一把手,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走了“捷径”,早年在老家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加入军统,一路升到少将,还兼任过江山县参议员、京沪杭铁路警务处专员等职,在当地就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戴善武长得和戴笠十分相像,性格也骄横跋扈,加上手握实权,在江山一带横行霸道,没人敢得罪。

戴善武的人生转折点,早在1941年就已埋下,当年6月戴善武奉戴笠之命,指使手下徐增亮、蔡刚暗杀了地下党员、广渡乡乡长华春荣,这起命案,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核心罪状,也让他彻底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彼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父亲的权势能护他一时,却护不了他一世。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戴善武的靠山彻底倒了,没了父亲的庇护,他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但他依旧不思收敛,反而靠着戴家余威继续在江山作恶。

1949年5月江山县解放,解放军进城的消息传来,戴善武瞬间慌了神,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绝无好下场。

戴善武赶紧带着妻子郑锡英和几个孩子收拾财物,计划经福建逃去台湾,可刚逃到福建浦城县水北乡,就被国民党残兵盯上,财物被洗劫一空,身份也随之暴露,解放军闻讯赶来将他抓获,没想到他竟趁夜色跳窗逃跑,偷偷潜回江山,躲进深山妄图继续顽抗。

之后的几个月,戴善武一边假装到县政府自首,一边暗中联系旧部,还试图组建所谓“东南义勇军浙江纵队”,继续与政府对抗,1949年9月9日他藏在大溪滩乡刘家山,准备坐火车去上海再转台湾,被江山县公安局民警包围抓获,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逃脱。

从被捕到审判,整整过去了一年多,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法庭在保安乡召开公审大会,周边百姓纷纷赶来围观,审判台上,工作人员逐条宣读戴善武的罪状:杀害地下党员华春荣、在地方欺压百姓、解放后拒不投降且妄图潜逃……每一条都铁证如山。

听到“杀害华春荣”时,台下群众群情激愤,高喊“枪毙他”“偿命”,面对如山铁证,一向骄横的戴善武终于低下了头,无力反驳,法庭当场宣判:以反革命罪判处戴善武死刑,立即执行。

刑场就在保安乡的泥地上,这里是戴善武出生长大的地方,他被战士按着跪在地上,绳子捆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围观的人群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戴善武应声倒地,当场毙命,36岁的生命就此终结。

戴善武伏法后,戴家的房产、祖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妻子郑锡英带着几个孩子瞬间陷入绝境,当时他们共有五个孩子:长子戴以宽、次子戴以宏、三子戴以昶、大女儿戴眉曼、小女儿戴璐璐,小女儿后来不幸夭折。

1953年局势稳定后,蒋介石念及戴笠昔日“功绩”,下令务必将戴笠的后人接去台湾,军统特务毛人凤派人与郑锡英取得联系,安排她偷渡赴台。可当时管控严格,加上名额有限,郑锡英根本无法带走所有孩子。

无奈之下,郑锡英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带走12岁的长子戴以宽和6岁的三子戴以昶,将6岁的次子戴以宏托付给他人,6岁的大女儿戴眉曼送给戴家以前的厨师收养,改名为廖秋美,临走前她往戴以宏口袋里塞了很多糖,谎称自己去买船票,很快就回来,可这句“很快”,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到了台湾后,郑锡英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靠着微薄的抚恤金生活,两个孩子深知母亲不易,勤奋读书,后来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长子戴以宽留学美国,拿到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成为公司高管;三子戴以昶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进入中华贸易开发公司工作,而他们还被包装成“忠烈遗孤”,经常登报合影,以此宣扬所谓“忠义”。

留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命运则截然不同,戴以宏被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后来到安徽枞阳农场当修理工,一生平淡安稳,结婚生子,过着普通工人的生活,戴眉曼在乡下长大,从小干农活挣工分,后来结婚成为普通家庭妇女,身边人只知道她叫廖秋美,没人知道她是戴笠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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