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穿着旗袍来到了35军军部,对门口的哨兵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
门口带队的老排长多了个心眼,没直接赶人,也没立刻去通报,而是绕着弯子问她找何政委有什么事。女人不急不恼,就那么站着,淡淡说了一句:“你告诉他,南京地下党的人来了。”
消息传到里面的时候,何克希正在看缴获的南京城防图。参谋进来报告说门口有个自称陈修良的女人要见他,何克希一把撂下手里的红蓝铅笔,站起来就往外走,步子快得警卫员差点没跟上。他一边走一边跟身边的人说:“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江北能顺利过江,南京城能不毁在我们自己手里,靠的就是这个人。”
走到门口,何克希远远就认出了陈修良。“陈修良同志!”何克希几步跨上前,两只手紧紧握住她的手,“你可算露面了!我这几天让人满城找你,就怕你出了什么意外。”
陈修良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轻松。三年的地下工作,她每天出门前都要想好三个撤退方案,每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转三圈才敢说出口。南京城里有九千七百多个职业特务,光是被她掌握的潜伏名单就有三千多人。她走在街上,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有可能是来要她命的人。
现在不一样了。她站在自己人的地盘上,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不用再叫什么“张太太”,不用再坐在麻将桌上故意输钱给那些官太太套近乎,不用再深更半夜躲在屋里用电台发报。
何克希拉着她往里面走,陈士榘也从指挥部里迎了出来。陈士榘一看见她就说:“真没想到,帮我们大军过江的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这句话后来传开了,好些人都觉得意外。
说起那些船,陈修良最有发言权。国民党宣布封江的时候,把所有能渡江的船只不是烧了就是拖到内河藏起来。三十五军一万五千人在江北干瞪眼,没船怎么过江?陈修良一个命令下去,下关电厂、轮渡所的地下党员带着工人,把“京电号”“凌平号”这些船从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开出来,夜里摸黑送到浦口码头。船到的时候,三十五军的战士们在岸边蹲了一整夜,看见船影,有人激动得哭出来。
陈修良走进军部的时候,正好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前天就被扯下来了,街上的特务要么跑了要么被抓了。她找了个椅子坐下来,从随身带的小皮包里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何克希。那是她花了两年时间整理出来的潜伏特务名单,三千多个名字,大部分人的住址、化名、掩护身份都标得清清楚楚。何克希接过去看了一页,倒吸一口凉气:“这些人要是都留着,南京城以后没一天太平日子。”
名单交出去,陈修良才算真正卸下了担子。她在南京的三年,白天是麻将桌上嘻嘻哈哈的阔太太,夜里是主持南京市委工作的书记。她见过八任前任的惨烈结局,从1927年国民党清党开始,南京地下党连续被摧毁八次,八任市委书记全都死在敌人的刑场上。最短的一个上任才三十四天就被抓了。她接这个位置的时候,丈夫沙文汉给她写了一首壮行诗,诗里有一句“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
坐在三十五军军部里的陈修良,跟三年前在淮安接受任务时的陈修良已经很不一样了。三年前她心里没底,南京地下党只剩下一百四十多个党员,一盘散沙。现在她身后是两千多人的队伍,是把蒋介石的“御林军”都策反过来的一股力量。渡江战役前,她亲自出面跟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谈,把蒋介石最信任的部队生生变成了埋在长江防线里的一颗炸弹。
有人问过她,在南京这些年最怕什么。她想了想说,最怕的不是被抓,是怕情报送不出去。有一回她拿到了国民党的江防部署图,整个长江南岸的兵力配置、火力点、指挥所位置,全在上面。这张图要是能送到江北,解放军过江能少死多少人?可那几天南京的交通全部中断,她愣是让一个地下党员扮成卖菜的,把微型胶卷藏在菜筐夹层里,走了三天三夜送到浦口。
这些事情,何克希都知道。他手里那封中央发来的嘉奖电报,就是为那份江防部署图和之前的军用密码本。电报上的话说得很重,说陈修良提供的情报“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
那天下午,陈修良在三十五军军部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跟何克希、陈士榘他们把南京城里还剩下的隐患捋了一遍,哪些位置的国民党残兵还没清干净,哪些仓库里藏着武器弹药,哪些地方需要优先接管。她把能想到的事都交代完了,站起来要走。
走出军部大门的时候,门口的哨兵还是上午那个。小伙子看见这位阔太太被政委亲自送出来,脸上的表情又惊讶又不好意思,下意识地敬了个礼。陈修良冲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
她坐上吉普车离开的时候,南京城的街道上已经能看到零零星星的红旗了。三年前她刚来的时候,这条街上走的是美军吉普和国民党的大官轿车,现在换成了解放军的卡车。她要办的事情还没完,新政权刚刚建立,两千多个地下党员的身份要甄别、组织关系要转接、暴露过的人员要安置,这些都得她来拿主意。
但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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