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确有青词之外的实干之功，但其纵子纳贿破坏了朝廷监察红线；徐阶的“不贪”更多是政治博弈中的防御姿态。评价徐阶不应止于个人操守，更在于他在倒严后对“内阁权力化”的重构。两人并非黑白对立，而是明中后期官僚体制在极端专制下的两种生存样本。
